星期天《明報》副刊．誰令渣馬賽道乏味．2月5日

上月初收到香港旅發局註英國辦事處的宣傳電郵，其中一項推廣渣打馬拉松，最後一句是這樣寫：「Go and cheer on this year runners along the route and experience this amazing sporting event.」若真的有英國跑手，誤以為香港的賽道兩旁真的可以go and cheer on而遠到前來參加，肯定會大失所望兼要旅發局回水，因為渣打馬拉松絕大部分路段都是一般人無法前往的高速公路。

宣傳其實可以坦白一點，告訴英國跑手：「嗱，你想跑渣打馬拉松，請將倫敦馬拉松萬人空巷、夾道歡迎的經驗抹走。唔該你早啲起身，呢個比賽五點幾六點要開始，參加十公里的記住跑慢啲，如果你參加挑戰組，分分鐘跑完都未有早茶飲！

唔好期望香港人會go and cheer on，因為起步時間太早，想觀戰的市民好難起到身，不過起到身又無用，絕大部分路段都喺行人止步。事實上，這個城市的市民都幾冷淡。無辦法啦，香港人搵食至上，賽會與香港政府亦無乜諗過，將馬拉松包裝為新年花車巡遊、襯虛睇煙花的群眾盛會，我哋旅發局想改善亦話唔到事。

仲有呀，呢個賽道好多橋、好多隧道同高速公路，青馬大橋風景好，但隧道的空氣的確麻麻。當你跑完一條又一條，你可能覺得駛唔駛咁多呀？仲有一大段喺公速公路上來回重覆，而最後幾公里更要急上斜，由海底跑上天橋，足以成為全世界最難的比賽之一！」

渣打賽道乏味，跑手沒有機會走入尋常百姓家，體驗香港各區的街道文化，固然與主辦的田總與政府無心推動有關。但即使下任特首宣佈，香港馬拉松要超倫敦趕紐約，圍觀的市民群眾要多於東京，目標是爭取一半跑手來自中國以外，香港也難以像倫敦和東京一樣，整整42.195公里都是鬧市街道。因為香港的城市規劃基本上是把街道、街鋪和舊建築殺掉，土地動輒要賣數十億元，只有大發展商才可以參與這個遊戲，附有街鋪的單幢建築不符合成本效益。

這種發展模式無法孕育街道文化，只生產如怪獸般的商場、千篇一律的屋苑和公共屋村。庫房漲了、地產商肥了、賺錢至上取代一切價值觀，但小市民生計沒有改善，輸掉的是香港地道文化與靈魂。

具體的例子是將軍澳，一個數十萬人的社區，全是由一個個獨立的屋苑及屋村，胡亂拼湊結合。整個區沒有街道可以聚人流，店舖只可以在領匯商場、私人屋苑及地鐵上蓋商場經營，所謂的豪宅樓盤是一座座的保壘，居民的起居飲食、小商戶的生計全在保壘以內。

發展商很精明的，賣只賣樓上的住宅，商場的店鋪全屬非賣品，商舖由幾個發展商壟斷，提供豐厚穩定的收入，沒有街鋪的競爭，租金豈會下跌？

更可怕是，這些保壘式的豪宅樓盤已在市區不斷蔓生，還有市建局在灣仔拔起舊樓的重建項目。香港人已沒有多少行街的空間，因為街鋪買少見少，餘下的租金被炒至天價，趕走了老字號、地道平民美食，換來為內地旅客服務的連鎖店、珠寶店。

再過二十年，當灣仔、旺角等僅餘的老區和街鋪也被哥斯拉式的酒店、海景豪宅、反光玻璃商場吞噬後，地產商應該爭取主辦馬拉松回饋社會。讓馬拉松賽道成為新盤巡禮，每個水站掛上「XX城特約」、「XX灣贊助」的牌，每個年齡組別的馬拉松冠軍可獲得即將入伙的豪宅「XX軒」兩房單位。

在沒有樓女朋友不嫁的壓力下，香港運動員的速度肯定大幅提升，可以與肯雅選手一較高下，甚至有望在奧運爭標。特首政府屆時豈敢振振有詞，要大家天未光出門口跑步，拒絕封市中心的路給馬拉松？

不發放突發及罪案資訊 損市民知情權

（近日將軍澳出現連橫斬人案，令區內居民人心惶惶，但警方沒有發放資訊，直至傳媒查詢才被動回應。貼上月投稿，希望多些人關注突發及罪案資訊發放的問題。）

刊於《明報》．九月八日

消防處正逐步把轄下消防車與救護車的通訊系統轉為數碼制式，計劃十月前全部完成。在警方與消防處全面轉用數碼通訊後，新聞界可以獲取、涉及公眾利益 的突發新聞資訊，將大部分受到執法部門控制，新聞界只能靠執法部門獲得意外、罪案等訊息，令新聞自由蒙上陰影，嚴重削弱市民的知情權。

執 法部門控制突發訊息，並不是香港新聞界獨有的問題，不少地方的新聞界也要跟執法部門周旋。以英國為例，資深警政記者Nigel Green上月於《衛報》報道，超過99%的罪案都不會向傳媒公佈，目擊案件的讀者甚至向傳媒反映，為甚麼報紙都不報道大案件？讀者不知道是，傳媒沒有報 道案件，不是因為記者偷懶失職，而是執法部門拒絕通知傳媒。

Nigel指出，以他居住的英國諾森比亞區 （Northumbria）為例，警方在本年三月的一個周末只發放了四宗事故，包括一宗交通意外、一宗搶劫、一宗失車及一宗失寵物，但據他取得的資料，那 兩天其實發生了674宗罪案，包括55宗嚴重傷人案、20宗襲擊、69宗爆竊、五宗強姦、一宗持械行劫等。

英國警方不通知傳媒突發資訊，因為警方希望粉飾太平，令市民以為社區安全。諾森比亞區同期的民調顯示，66%的市民對警隊有信心，Nigel質疑，若果他們知道原來有這麼多罪案發生，會否有這麼多市民對警方有信心？

香 港警方與英國警方不遑多讓，以香港記者協會統計為例，警方於○九年的下半年平均每天只發佈2.7宗突發事件消息，等於平均每日紀錄罪案的1.27%。記協 於去年九月指出問題的嚴重性後，警方的消息發放量略有改善，每天發放的訊息增加至由五條至二十一條不等，可惜大多數只是無甚新聞價值的瑣碎事件。

消防處於十月更換數碼通訊系統後，傳媒再無法主動獲取突發資訊，只能被動地靠有關部門發稿。令人擔心是消防處在與記協的會面上，多次「個人私隱」為擋箭牌，只傾向向傳媒發放籠統的訊息，令記者無法第一時間抵達案發現場報道。

新聞界從來沒有要求消防處提供報案人的個人資料給傳媒，新聞界只是希望知道案件的性質及案發現場的街道門號，讓記者判斷事件的新聞價值及第一時間可以到現場採訪。事實上，個人資料私隱公署回覆記也表明，發放這些資料給傳媒並不是洩露個人私隱。

若消防處步警方後塵，並以「個人私隱」為借口，只向傳媒發放經篩選後的突發消息，日後劏房火災、工業意外這些影響市民切身安全及利益的事件，極可能會在新聞報道上消音，最終損害市民的知情權。

幸好外國也有一些進步開放的例子。以美國為例，不單止記者，連市民也可以接收突發資訊，美國記者朋友告訴筆者，警方的無線電通訊（Police Radio）可以讓外界收聽，甚至連iphone和Android也有”Police Scanner”的功能，記者和市民也可以隨時隨地用iphone接收突發消息。

美國不少州的警方把案件資料上載至名為 www.crimereports.com的網站，只要輸入地點，該地方發生的案件無論是爆竊、車禍或風化案都會在街道地圖上標示、一目了然。可見開放突 發消息，不但不會影響執法部門工作，更有助市民警惕，減少罪案及意外的發生，這也是警方和消防處的目標。

美國的執法部門可以，香港可以嗎？記協希望消防處及保安局在透明施政和公開政府的承諾下，向新聞界發放實時的突發事件的資訊，確保新聞自由和市民知情權不被削弱。

反地產霸權之勝利

刊於星期天《明報》副刊．8月28日(http://news.mingpao.com/20110828/vzg2.htm)

香港樓價貴，又有地產霸權，連醫生律師也自稱無能力付擔住宅單位，但香港很少有單是針對樓價貴、針對地產商的大規模示威，反地產霸權也只是七一遊行的其中一個主題。若要呼籲無殼蝸牛一起到政府總部、到街頭紮營過夜，抗議樓價太貴、物價高企，大概不會有很多人參加，因為在這個城市，大學生買不起樓怪政府是會被看扁和狠批。

地產霸權不止香港獨有的問題，與香港經濟規模、人口、人均生產總值相若的以色列也一樣，涉及民生的產業由大財團控制。猶太人跟香港人很不同了，樓價 貴、買不起房子，不怪政府怪誰？當阿拉伯世界出現民主運動浪潮，以色列也受到「感染」，最大城市特拉維夫（Tel Aviv）則颳起一場反樓價貴的社會運動，由數百人的小型抗爭，席捲成三十萬人的大規模示威，議題由抗議樓價太貴、物價貴，擴展至各種社會不公義。

買房子是不少以色列人的目標，夫婦都咬緊牙關也要買樓供樓，大概因猶太人二千年來流離失所，所以對家特別有情結。示威者更連日在特拉維夫市中心地段昂貴的Rothschild Boulevard紮營，紮營式堵塞街道的抗爭更蔓延至海法、耶路撒冷等四十個城市。

筆者的朋友Yaron Orenstein在特拉維夫的大學從事科研，他也參與這場反樓價貴的社會運動。他與女友兩人月入共一萬六千元以色列幣（約港幣三萬五千元），但短短兩年 間，租金由五千元以幣增加至六千，他們最近終於捱不下貴租而搬到市郊住，但不要以為搬到市郊可以省錢，很多人因受不了差勁的公共交通，結果省下的錢都拿去 買車養車。

中產的醒覺

以色列近年情跟香港相似，沒有受到歐洲美國衰退的影響，經濟發展蓬勃、樓價節節攀升。受惠於高科技發展，以色列自○四年起平均經濟增長是 4.5%，失業率由11%下跌至6%，政府賣地的價錢也愈來愈昂貴，公共事業不斷私營化，大財團壟斷欠缺競爭以致物價昂貴，但低下階層及中產的工資則停濟 不前。

更甚是，以色列政府把大量公共資源，花在擴建佔領的巴勒斯坦殖民區，並為殖民區居民提供各福利，而部分政府房屋則分配給極端正統猶太人（Ultra Orthodox Jews，這類人只有宗教生活，不事生產，也不避孕，全靠以色列政府的福利養，構成沉重財政負擔，但礙於代表他們的政黨屬執政聯盟一員，不能削減他們的福 利），這種不平等令民怨迴響更大。

要在特拉維夫市郊買一個五房公寓，價錢約一百三十萬以幣（約三百萬港元），但不要以為以色列的房子「抵買」。Yaron說，以色列人的稅務負擔沉 重，收入過半都拿去交稅、交醫療保險、為退休保障供款，每月供子女上幼稚園至少要三千以幣，很多有子女的中產家庭生活根本無法儲蓄，甚至靠借貸過日子， 且以色列的男女都要服兵役，但政府沒有多少福利給他們，減稅也只有富人得益而已，若不問父母借錢資助，專業人士夫婦也買不起房子的。

自九十年代起，大量新移民於蘇聯解體後移居以色列，令選民結構變化，新的政黨堀起，以色列政治左翼工黨和右翼利庫德黨已不可能在大選中取得國會過半 數議席，兩黨一定要與其他小黨籌組執政聯盟，小黨發揮了關鍵小數的角色，騎劫政府的施政議程，而工黨更是日益積弱，以致以色列過去十年都是由右派、親商界 的政府執政。

以色列的中產向來沉默，這次抗爭也被視為以色列中產的醒覺，矛頭指向右派的內塔尼亞胡政府，而這場反高樓價風暴已取得成果，以色列政府宣布明年起興建五萬個單位、提供更多廉租屋、改善公共交通。更意外是以色列幾間巨無霸上市公司的股價大跌兩成至四成，跌幅遠超歐美股市，分析員解釋，這代表市場預計以 色列政府將會引入競爭，改變大財團壟斷的局面。

示威潮沒有因此結束，未來仍陸續有來。以色列人已向地產霸權下戰書，香港人可以嗎？

圍「煲」示威者 英警被告上法庭

星期天《明報》副刊．7月10日

警方近年對示威者愈來愈強硬，連香檳酒花在中聯辦前也可以成為武器、八歲小孩和記者被胡椒噴霧攻擊、7.1遊行後更拘捕超過二百人，幾年前也很難想像香港會發生這些情况，可見香港根本不需要《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警方已有足夠權力壓制二十三條規限的罪行。

無可否認，與內地公安、穆巴拉克年代的埃及警察、曾扑死路人甲的英國警方比較，香港警察仍算「文明」，但我們也擁有全世界最溫和、最和平，連一塊玻璃也不敢砸爛的示威者，警方有必要以如臨大敵之強硬，對付這些只敢在深夜時段靜坐馬路的示威者嗎？

無論在民主，還是非民主國家地區都有警權過大的問題，警方在七月一日晚上重重包圍示威者，令封鎖區滴水不漏，連記者也不准進入現場的做法，與英國警方應付示威的策略倒有點接近，只是英國警方做得更粗暴、更徹底，香港示威者吃胡椒噴霧，英國示威者吃警棍，每次碰上大型示威，英國警方都會先部署好，待示威者抵達目標地點後，警方立即包圍示威者，每次清場前至少包圍示威者數小時，誰想離開便要先留下姓名、地址及拍照紀錄。

人牆盾牌包圍 無得上廁所

這種控制示威者的方法稱為「Kettling」，Kettle是水煲，即如煲水般把示威者困在警方的包圍網中，慢慢「煲熟」，這是歐洲警方控制示威者的慣常做法。把示威者重重包圍的目的，是把衝突封鎖在警方的佈防以內，防止衝突擴散至其他地方，令局勢一發不可收拾，警方包圍的範圍會慢慢縮窄，令示威者的活動空間愈來愈少，這樣圍困數小時，再暴力的示威者也會筋疲力盡失去戰意想歸家。

最早使用「Kettling」圍堵示威者的國家是德國，以應付八十年代發生的反核示威，但發揚光大的是英國警方，零一年的五一勞動節示威、零九年四月的G20示威、去年底的反對狂加大學學費示威，英國警方一律以人牆盾牌包圍示威者，不讓他們離開，示威者在沒有水、沒有食物、也無法上洗手間之下被圍困數小時。

我於兩年前在倫敦見識了英國警方如何「Kettling」G20的示威。G20的反資本主義示威者，兵分多路向英倫銀行進發，有示威者更破壞皇家蘇格蘭銀行（該銀行花英國公帑挽救，但前總裁仍獲豐厚的退休金，激起英國極大民怨），一早在英倫銀行部署的警方，待示威者陸續聚集後便立即以防暴警察築成的人牆，封鎖通往英倫銀行的五條道路。

無論誰也進不了去，被包圍的也走不出來，即使有採訪證的記者也不例外，我也被擋在封鎖線外，英倫銀行附近的示威者也不甘受包圍，試圖衝散警方的包圍網，其中一道防線終於被衝破，警方最終要擴大包圍的範圍。

G20的安排被輿論大肆批評，但英國警方沒有檢討改善，在反對狂加大學學費的示威中，繼續以「Kettling」方式圍困示威者，穿校服、十二歲的中學生則要被困在寒冬街頭上，沒有水、沒有食物、也上不了洗手間。

英國沒有官員批評未成年不應該參與示威集會，輿論都在罵警方粗暴對待學生。正正因為未滿十八歲，沒有投票權、沒有辦法用選票表達意願，上街示威成為有效表達意見的途徑。更何况香港所有人，不論成人或小童都沒有辦法選特首？和平示威以外，還有沒有方法可以令官員重視民意？

「Kettling」在英國已惹起法律爭議，已有參與零一年五一勞動節示威者，向法院控告英國警方的非法包圍侵犯公民權利，案件目前已上訴至歐洲人權法庭處理。

控告英警侵犯公民權利

因為真正滋事的人極少，絕大部分參與者都是和平示威，但警方把所有示威者一概包圍，和平示威者也不能離開，變相集體懲罰所有示威者，侵犯了公民的行動自由，也違背了「Kettling」區隔暴力示威者、避免暴力擴散的原意，而且包圍下的過程少不免要靠暴力執行，英國警方最聞名的「戰績」是用警棍、用盾牌襲擊示威者，在G20示威期間，一名下班回家的報販無法穿過警方的包圍網後，更慘遭警棍襲擊和推撞，該報販更於當晚因內出血逝世，但揮警棍的警員沒有被刑事起訴，只需要面對警隊聆訊處分。

無論在香港還是英國、無論是「Kettling」還是通宵拘留在警署、無論是警棍還是胡椒噴霧，警方的種種做法是把和平表達的示威者當成是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滋事分子，但在香港不民主政制之下，無權無勢無票的人只能靠和平示威表達意見，警告政府不能向權貴、向商界、向中央傾斜，忽略市民的根本利益。

在自由、開放社會必然會有遊行示威，只有極權社會才會完全沒有示威、沒有阻街，把和平示威者塑造成滋事分子、遊行示威活動被邊緣化，間接令市民不敢參與遊行示威，特別是在中聯辦門外的示威，這會損害社會的表達自由。

即使政府暫時撤回遞補機制的立法表決，七月十三日的立法會門外，將會出現另一場示威，若你打算參與示威，恐怕要有吃胡椒噴霧及被拘捕的心理準備了。

竊聽醜聞－－政客尋回腰骨

刊於17/7．星期天《明報》副刊

讀報紙是英國生活的一大娛樂，英國什麼報章也有，正經的有《衛報》、《泰晤士報》、《金融時報》、《每日電訊報》，特別是周末和周日版，內容之豐富一整天也看不完。英國的小報更是價錢廉宜、鹽花四濺、娛樂性十足，英國《太陽報》兩、三年前減價至20便士，廣告是一絲不掛的裸女，胸部放兩個10便士硬幣。當然還有第三頁的裸女，讀者不會牢記這些裸女的樣貌，但類似「要她穿衣服，等於將一輛寶馬七系放在車房一樣浪費」的抵死解說，一定不會忘記。

若小報只是靠灑鹽花，一定爽不過看鹹書，劇烈的競爭之下，要賣紙一定靠爆料。例如剛剛結業的《世界新聞報》曾獨家報道碧咸婚外情和巴基斯坦木球隊打假波等等。現在回看，碧咸的偷食糗事，並不是有線報、線人供料，很可能是靠報館聘用的私家偵探非法竊聽電話留言。

竊聽風波始於《世界新聞報》05年獨家報道威廉王子的傷患，引起王室猜疑電話被竊聽，因為沒有多少人知道這消息，該記者及私家偵探後來被定罪。當大家以為事件告一段落，《衛報》於09年中披露，原來被《世界新聞報》竊聽者遍布政界和娛樂圈，並不是個別事件，梅鐸集團已為竊聽官司和解賠償過百萬英鎊。直至到本年初，其他傳媒陸續加入報道竊聽，發現受害者多達四千人，連失蹤女童、戰死英軍家屬也是受害者，《世界新聞報》終於被打垮了。

搶獨家出「旁門左道」

英國有全世界最高質量的報紙，也有最黑暗的傳媒作業，聘用私家偵探幫忙爆新聞已是業內接受的潛規則，竊聽電話留言成為「進行偵查採訪」的委婉語，連英國廣播公司本年3月也承認，老牌偵查報道節目Panorama有時都會僱用私家偵探幫忙，例如尋人的工作，偵探可以提供多點線索和頭緒，但英國廣播公司否認有做任何侵犯私隱的偵查。

英國傳媒的竊聽從來不是個別事件，而是找線索的渠道之一，早於06年8月，英國報道傳媒動向的刊物Press Gazette已引述匿名記者指，竊聽留言十分簡單，因為一般人都不會更改留言信箱的密碼、又或以出生日期當密碼，基本上只要有電話號碼，你便可以聽所有留言，這是星期天出版的小報慣常做法，甚至某些大報記者也會做，因為爆新聞的壓力太大，記者都希望有獨家報道。

若沒有踢爆、沒有官司、沒有人索償，這種「旁門左道」大概一直持續。

爆新聞的壓力在《世界新聞報》特別大，據一些前記者說，記者不能把同事視為朋友，不能把你採訪的題目跟同事分享，以防線索被人家盜取，因為決定升遷、誰留下、誰被解僱取決於記者爆多少料，所以《世界新聞報》的記者都極刻苦耐勞，每周工作7天、每天十多小時也大有人在。

表現好、爆料多的記者很快平步青雲，晉身管理階層，剛辭職新聞國際總裁布魯克斯（Rebekah Brooks）是《世界新聞報》及英國《太陽報》最年輕的總編輯。布魯克斯第一天上任《太陽報》，第三頁特別選一個與她同名字的裸女！又有誰比她更懂得經營小報、更適合做《太陽報》總編輯？怪不得梅鐸視布魯克斯為己出，先令《世界新聞報》結業、再宣布放棄收購BSkyB電視的股權，到最後才放棄布魯克斯，接納她的呈辭。

香港傳媒應引以為鑑

有人說，一流的小報報道是：「故事出街前把當事人折磨得半死，但當事人讀報後會打電話來多謝你。」布魯克斯主政下的《世界新聞報》和英國《太陽報》爆了這麼多新聞，但她過人的交際手腕，與政商界仍維持良好關係，她在英國等於梅鐸的代言人，白高敦夫婦縱使諸般不高興英國《太陽報》公開他們兒子的病歷，但布魯克斯的婚禮他們還是要出席「畀面」。

梅鐸控制了英國四成報章，英國政客一直礙於梅鐸的影響力而啞忍，甚至爭相巴結，擔心被梅鐸旗下的報章翻醜聞清算，這次竊聽醜聞終於史無前例令英國政客尋回腰骨、團結英國朝野一致聲討梅鐸，也令政府有強烈理由加強監管傳媒了，因為傳媒是不可能自律的。

前車可鑑，要保障香港的新聞自由，香港傳媒也要醒醒定定，切忌行差踏錯了。

由大阪、神戶、京都馬拉松談起．．．

刊於《明報》6月25日最近身邊的友人到日本關西旅行，可見日本地震的影響逐漸淡化，至少不會擔心關西地區也有幅射危機。怎樣重振觀光業，成為日本旅遊業者的當務之急。

日本是長跑大國，馳名跑鞋品牌Asics和Mizuno來自日本，還有村上春樹這名跑手作家，但讓公眾參與的大型城市馬拉松賽事在日本只是近十年才興起（若不計沖繩那霸已辦了二十六屆的馬拉松），東京也是到○七年才舉辦首屆馬拉松。

城市馬拉松自始在日本如雨後春筍、不斷生根，由今年十月底起，關西的大阪、神戶和京都也先後舉辦第一屆馬拉松賽。同一個國家，三個毗鄰的城市於同一段時間辦馬拉松也十分罕見，「阪、神、京馬拉松」肯定成為日本觀光業下半年宣傳的重點。

阪、神、京馬拉松的代表本月初訪港，筆者有機會跟他們會面。賽道相當吸引，大阪馬拉松以大阪城為起點，穿越市內不少景點；神戶馬拉松沿著海邊跑；京都馬拉松更於地震一周年的311起跑，比賽以平安神宮的鳥居為終點，沿途還有袛園藝伎為你打氣，出發前還會一起為死難者祈禱默哀。

相比之下，香港馬拉松那條乏味、無法接觸市民、遠離市中心的賽道、年年開幕禮只有特首鳴槍實在沉悶難頂。

一張萬人空巷奔跑，沿途有成千上萬市民上街打氣的新聞相片，已勝過官方千言萬語的宣傳。馬拉松永遠是最好、最直接的方法，向全世界表示「我們已回復正常了」；馬拉松重塑城市的形象，辦馬拉松賽更是城市重新出發的起點。

神戶馬拉松的主題是「”Thank you!” will be our cheer.」，透過馬拉松告訴全世界神戶已於阪神大地震後復完了。紐約於911恐怖襲擊後人心虛怯，但前市長朱利亞尼仍堅持十一月的馬拉松要如期舉行，有甚麼比三萬多名跑手在曼克頓中心跑步，二百萬紐約上街為跑手打氣更可以告訴全世界：「紐約人不會因恐怖襲擊而終日惶惶，紐約是不會被打敗的，恐怖分子放馬過來！」

這是911恐怖襲擊後，首個在紐約舉行的國際盛事，但跑手沒有因擔心恐佈襲擊退出、市民也沒有因此留在家不敢出街、外國跑手都要親自前來雪中送炭、為紐約打氣，沒有取消行程。紐約是國際都會，不只是因為金融經濟，也是因為他們擁有一個偉大的馬拉松比賽。

遠至非洲的盧旺達，馬拉松也發揮同一功效。首都基加利（Kigali）於2005年起辦馬拉松賽，並名命為國際和平馬拉松（International Peace Marathon）。前體育及文化部長Habineza Joseph曾說，這個馬拉松是盧旺達建國以來最國際化的盛事，1994年的種族屠把盧旺達撕裂了，他們希望借助運動、一點一滴把社會再團結起來，向全世界表示他們希望重建和平。

無論圖西人、還是胡圖人，在馬拉松的起跑線上都是平等的，又有甚麼比圖西觀眾為胡圖跑手打氣更美麗、更和諧？

馬拉松塑造都會形象、建立城市身分，是最好的對外公關。可惜香港的賽事連輪椅選手也容不下，比賽的名字成為銀行的私產，大家只知渣打馬拉松而不叫香港馬拉松，只有渣打、沒有香港，令渣打馬拉松淪為雷曼苦主抗議的發洩對象，而不是團結香港的大好機會，怎可能不教人心痛？

充滿戲劇性的一個月

刊於《明報》五月廿八日

5月是充滿戲劇性的一個月，先是拉登遭美軍獵殺，後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遭控企圖強姦。若果美軍運氣欠佳，狙擊行動的情報遭刺探，遭巴基斯坦軍方的內應泄露給拉登，世界今後會怎樣發展？若果紐約警方塞車或停多兩個燈位、警員來遲一步，卡恩坐飛機逃脫了，歐債危機是否可以緩和？

沒有人知道當天的酒店房發生什麼事，但即使卡恩脫罪，他已不可能參加明年的法國總統選舉，無論他在法國政壇、全球金融體系中有什麼貢獻，大家只會記得他的晚節不保，在酒店涉嫌企圖強姦女服務員，然後落荒而逃往機場，卡恩的運氣不及波蘭斯基了。

由古到今，歷史是由偶然編織，羅馬沒有滅亡，因為半夜三更的鵝叫弄醒了士兵；若英國前首相白高敦記得關掉麥克風，罵選民的私語沒有公開播出，英國應該會出現工黨與自由民主黨的聯合政府，今天的英國首相可能仍然是白高敦。

由古到今 歷史由偶然編織
沒有人料到突尼斯一名女警於去年12月，掌摑一名有大學學歷的小販Mohamed Bouazizi及沒收他盛載貨物的手推車，掀起了一場席捲中東和北非的革命。但事實可能較新聞報道更荒誕，據英國《觀察家報》5月15日的報道，整場革命原來建基於謊言，當地不少居民指Bouazizi根本不是大學生，說他是大學生只是為了推動革命；女警很可能沒有掌摑Bouazizi。在香港，女性當眾掌摑男士也極少見，何况是Sidi Bouzid這些仍較傳統的小城市？

3個月後，利比亞的班加西的民眾揭竿起義，被卡扎菲政府血腥鎮壓。財政緊縮、狂加大學學費3倍、連森林也想變賣套現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忽然把裁減軍費的政策拋諸腦後，對反卡扎菲勢力不了解、也沒有抽身而出策略（Exit Strategy），便大力主張在利比亞設禁飛區、游說國際社會介入利比亞的內戰。

一支巡航導彈的價錢約50萬英鎊（約650萬港元），旋風式戰機一次巡邏的燃油費是3萬英鎊（約40萬港元）。卡梅倫的利比亞大冒險是一場條件反射下的豪賭，賭卡扎菲政權於北約軍事介入後便土崩瓦解，賭贏，卡梅倫變成拯救利比亞人民的英雄，由經驗幼嫩的初哥「升呢」至國際級的政治家；賭輸，利比亞淪為另一個阿富汗，將是英國尾大不掉包袱。

31年前，美國也有一個類似獵殺拉登的軍事行動，前總統卡特下令派8架直升機由印度洋的航空母艦前往伊朗首都德黑蘭，拯救被困於美國大使館的人質，但途中遇上沙塵暴，一架墜毀、一架被迫折返、另一架機件故障，行動最終被迫中止，這場失敗的軍事行動也注定卡特無法連任。

無可否認，成功並不是單靠運氣和偶然，沒有鍥而不捨的情報工作，奧巴馬根本連拉登也找不到，明白運氣之重要，倒可以讓我們謙虛和包容多一點。希望高官和商界領袖等批評「80後為何做不到李嘉誠」、「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前，退一步反思他們自己的成功，究竟有多少是來自努力、有多少是因為家庭背景、有多少是來自運氣？

拉登與伊斯蘭恐怖主義．星期天《明報》副刊．五月八日

http://news.mingpao.com/20110508/vzc1.htm

花了十年時間，無數的軍事行動，緝拿拉登的反恐戰爭終告一段落，也讓美國人暫時忘記經濟衰退的痛楚。雖說拉登是蓋達組織的領袖，但他更像任期屆滿的領導人，在一間沒有互聯網、沒有電話的大宅，過覑半退休的生活，連槍也沒有隨身。

十年反恐耗二萬億美元

憑覑準確的情報，美軍沒有流一滴血的情下，以四十分鐘解決拉登，固然值得美國人慶祝和自豪，但據英國《金融時報》上周四的報道，回顧過去十年美軍投放在反恐及戰爭的開支（包括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及加強國土安全的投資），估計約二萬億美元，相當於香港政府五十年的開支，緝捕拉登的代價，也未免太大了，而且還未計軍事行動中犧牲的美軍和數以萬計的平民。

忽發奇想，如果美國直接收買全球所有恐怖分子，如沙特阿拉伯政府一樣，投誠的恐怖分子，政府給他們找工作、送大屋給他們、甚至幫他們討老婆，換取他們過正常的生活，不再從事恐怖襲擊，大概比戰爭有效得多。即使美國給每名投誠的恐怖分子一百萬美元，二萬億美元也足以收買二百萬個恐怖分子，既不費一兵一卒，又不會散播仇恨。

況且，死於恐怖襲擊的機會率，遠遠低於車禍、癌症和心臟病，若把二萬億美元投放在其他用途，說不定還可以救活更多人？

拉登並不是如聖保羅一樣，往大馬士革的路上忽然失明，然後成為恐怖分子。為什麼拉登會組織蓋達，最常見的理由是指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及美國在沙特阿拉伯駐軍，不能讓異教徒玷污伊斯蘭教的聖地。但為什麼拉登會有這種想法，對美國駐軍有如此反感？因為拉登受到上世紀六十年的伊斯蘭政治理論家Saiyyd Qutb（1906-66）的啟發，他把Qutb的思想付諸實行，掀起全球伊斯蘭恐怖主義。

研究伊斯蘭教的學者Malise Ruthven形容Qutb是現代伊斯蘭恐怖主義思想之父（the intellectual father of modern Islamist terrorism），啟發了9.11襲擊。要了解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義識形態，Qutb於1964年的著作Milestones（或譯作Signposts along the Way）是必讀。

埃及出生的Qutb是一名教師，1948年他到美國進修，二戰後美國經濟欣欣向榮，但Qutb與美國社會格格不入，他眼中看到的全是物慾、貪婪和道德敗壞、女性不守婦道，回到埃及後便加入了伊斯蘭兄弟會，軍事強人納塞爾視伊斯蘭兄弟會為眼中釘，Qutb最後以顛覆國家的罪名被埃及政府處決。

Qutb最重要的思想是jahiliyya，這阿拉伯文的原意是指伊斯蘭教誕生的社會狀，是信奉多神異教的無知。但Qutb認為，現代社會可能較前伊斯蘭社會更差，現代人受西方影響，思想、信念、習慣、文化、藝術、文學和法律，完全不符合傳統伊斯蘭教那一套，要成為真正的伊斯蘭教徒，一定要與不符合的劃清界線。

與Jahiliyya對立的是al-hakimiyya，意思是回歸真主，摒除一切人的創造，遵守真主的旨意，在地上建立真主的國家，只有這種社會，每個伊斯蘭教徒才享有真正的自由和尊嚴。由jahiliyya到al-hakimiyya的途徑，不是靠教育和傳道，而是要靠鬥爭。

為宗教政治目的不惜戰爭

Qutb抽離《可蘭經》的歷史時空背景，以先知穆罕默德與不信者的爭戰為例，說明為了達到政治和宗教上的目的，讓每人都活在真正自由的國度，戰爭是必要的，一切屬於異教的都是聖戰可以針對的目標。他又認為，伊斯蘭教並不只是一套信念，而是包涵一切的生活方式，這套理想的生活方式應該要成為世界的主流，聖戰則是拓展的方法，讓全世界都高舉真主的旨意。

Qutb的著作在伊斯蘭世界廣泛流傳，但當時的西方社會根本不認識他。Sayyid Qutb的弟弟Muhammad Qubt，於1965年與兄長差不多同時間被捕，他於1972年放監後到了沙特阿拉伯教書，並致力推廣其兄長的思想。蓋達的第二號人物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是Muhammad的學生。據報，拉登在King Abdulaziz大學讀書期間，開始接觸Qutb的思想和著作，並參與Muhammad在大學的講座。

扎瓦希里和Abd al-Salam Faraj最早把Qutb的思想化為行動，嫌伊斯蘭兄弟會不夠激進，於1979年退會的Faraj另起爐灶成立伊斯蘭聖戰組織，扎瓦希里也是領導層之一。1981年，聖戰組織的成員Khalid Islambouli刺殺了當時的埃及總統薩達特（Anwar Sadat），因薩達特與以色列簽訂大衛營和約。Faraj於1982年被處決，扎瓦希里於1985年獲釋後離開埃及往巴基斯坦，參與對抗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並認識了拉登，而阿蓋達則於1989年成立。

當西方社會仍未知拉登是誰，沙特阿拉伯政府已把拉登驅逐，不讓他再踏足境內，因為拉登批評沙特皇室讓美國駐軍，拉登在1992年到蘇丹。不到四年，蘇丹在沙特、埃及和美國政府的壓力下於1996年驅逐拉登，這次願意接受他的是阿富汗塔利班政府。

回顧過去十年，蓋達式的全球伊斯蘭恐怖主義仿如一場來得快、去得快的瘟疫，9.11世貿大樓倒下、04年馬德里的火車站襲擊、05年的倫敦連環襲擊、伊拉克數之不盡的各種襲擊……當我們以為，恐怖襲擊將成為西方社會的風土病，沒料到踏入2011年，中東及伊斯蘭世界發生巨大變化，最響亮的聲音不再是加入聖戰的呼籲，而是來自埃及開羅的自由廣場、利比亞的班加西，對獨裁者的怒吼、對民主和自由的嚮往，蓋達在伊斯蘭世界被邊緣化，影響力也愈來愈弱。

但願所有恐怖襲擊，隨覑拉登屍沉阿拉伯海而一同終結。

PS：原文提是恐怖主義，查實恐怖主義自古已有，現代的恐怖主義，也不是源自伊斯蘭教徒，而是以色列前總理Begin的Irgun。

保獨裁政權 唯有血腥鎮壓

《明報》4月30日由突尼斯青年去年12月自焚起，革命的火苗已燃燒了4個多月，如火燒連環船般蔓延至中東北非所有國家。上周六，也門總統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成為繼突尼斯的本阿里（Ben Ali）、埃及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後，第3個下台的領導人，也是時候做一個小總結。

曾爆發大規模反對示威的國家，有突尼斯、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利比亞、利亞、巴林、也門、阿曼9個國家。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沒有大規模流血事件，阿曼國王Qaboos迅速宣布改革後，暫時平息了示威浪潮。

革命從來無法預測
利比亞、敍利亞、也門和巴林以武力對待示威者。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巴林國王血腥粉碎了民主運動；卡扎菲的武力鎮壓則引來北約與卡塔爾的介入；利亞總統巴沙爾（Bashar Assad）仍處於危險期，武力鎮壓無法平息示威浪潮；也門總統薩利赫失去軍方支持後宣布下台，換取不受起訴之赦免。

革命從來無法預測，有些你以為會成功的國家，例如利比亞，當軍人叛變、官員出走、戰機投奔異國，外界還以為卡扎菲政權樹倒猢猻散，政權變天指日可待，怎料絕大部分叛變的軍人沒有加入反政府勢力，不知跑到哪裏去，而卡扎菲的基本盤沒有動搖，革命演變成內戰，若不是西方社會介入，散兵游勇組成的反對派早已被卡扎菲擊垮。

你以為會失敗的國家，例如也門竟然可以變天，結束薩利赫32年的統治。也門是中東最貧窮的國家，超過六成婦女、三成男性是文盲，互聯網的普及率較其他中東國家低，部落的影響力仍然很大，遍遠的山區政府根本管治不了，首都薩那發生什麼事，對其他地方的影響並不大。相反在埃及，控制了開羅、阿歷山大港便等於控制全埃及，因埃及人口主要集中在幾個大城市。

據外國傳媒報道，也門人革命時也不忘食Qat（Qat是貌似西洋菜的植物，在大部分歐洲國家、中東國家、美國和加拿大都被列作毒品，主要成分是卡西酮（Cathinone）。食後會精神亢奮、自我陶醉、減少食慾、語無輪次、突然笑及上癮），或多或少反映也門人革命的決心。

況且，也門並不是中東最獨裁的國家。2006年的總統選舉，薩利赫的得票是77%，反對派候選人得票是21%（穆巴拉克2005年選舉的得票率是89%），連歐盟的選舉監察組織European Union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也說，儘管選舉有重大的瑕疵，但也是公開和真正的選舉（an open and genuine contest）。

拉倒一項不得人心的惡法、推翻一個獨裁政權，除了要千萬人上街，還需要靠「田北俊」式的臨門一腳倒戈。與其說人民力量拉倒薩利赫，倒不如說是軍隊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令薩利赫無法完成任期。

某程度上，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也差不多，兩人同樣失去軍隊的支持後才下台，而碰巧這三人都是西方國家在中東的盟友，而愈靠西方支持的政權，倒台的機會也愈大，若西方因輿論改變而撤回支持，政權也會隨之結束。

控制軍隊強硬對付群眾運動
相反牢牢抓緊槍桿子的政權，例如聘用僱傭兵的利比亞、引入外國勢力鎮壓的巴林、軍方高層都來自以什葉派阿拉維宗派（Alawites）的利亞，即使屠殺的人民遠較埃及也門多，獨裁者暫時仍大權在握。

中東及北非的革命固然證明民主是普世的價值，不分中東或西方，但很不幸也讓世界其他的獨裁者看到，由八九的天安門、○七的緬甸、○九的伊朗，到今天的中東都說明，要保住江山、讓獨裁政權延續下去，一定要更好地控制軍隊及強硬對付群眾運動。

但願是我太早下結論。

採訪災難就是鬥快到現場？《明報》3月26日

日本地震及核危機，是近期最受香港人關注的國際新聞，至少有四間電視台、兩間電台、兩間報館和兩份周刊派出記者赴日本採訪。若災難發生在香港人經常去旅行的鄰近區域，傳媒有機會派記者採訪，至少旅費成本比歐美中東便宜。

災難新聞是相對容易採訪的新聞，記者只需抵達現場，訪問一些災民，已有各種的豐富畫面和故事。香港電子傳媒對災難事件的報道有一個信條：大家要鬥快去災區，誰先做第一個現場直播便勝了，但輸了第一個現場直播也不要緊，只要比其他人最快抵達災情最嚴重的地方，直播滿目瘡痍現場也可以反敗為勝。

做新聞鬥快無可厚非，但若要第一時間抵達現場，香港傳媒永遠比不過在各地有特派員的國際傳媒，過分講求速度，以最快抵達現場定輸贏的思維弊端，往往令採訪災難新聞Amazing Race化、電波少年化。電子傳媒為了鬥快，派去採訪的記者最重要是轉數快、懂應變、刻苦耐勞、反應敏捷、大膽進取，確保成功第一時間抵達災區。

更甚是，香港所有電子和印刷傳媒對災難和衝突採訪都沒有計劃和準備，香港記者最多領教過胡椒噴霧和警棍，對地震、海嘯、輻射、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沒有認識，而新聞行業待遇之微薄、晉升機會不明朗，又無法挽留有採訪災難和衝突經驗的資深記者。無論南亞海嘯、泰國紅衫軍衝突、四川地震、日本海嘯，臨危受命的記者沒有受任何訓練、沒有合適裝備、不知道有沒有意外保險，也不太了解當地社會、政局和文化，甚至連收拾行李的時間也沒有，拿本護照便要匆忙趕赴機場。

這種情况下，即使記者怎樣認真和努力，報道深入的程度怎可能及得上日本放送協會？

外國記者有避彈衣 港記只有安全帽

外國傳媒又如何？以英國廣播公司（BBC）為例，公司會安排相關的培訓課程，絕不會派沒有受訓練的記者採訪災難和衝突。結果，泰國軍隊鎮壓紅衫軍，當外國記者有避彈衣，往泰國採訪的香港記者只有幾頂地盤安全帽；知道日本福島核電廠泄漏輻射後，BBC隨即把防輻射衣物寄到日本，但香港傳媒是不會購買防輻射衣物。

做好國際新聞的第一步，是要建立外國特派員的制度，及提供訓練及裝備給記者，而不是每逢發生極大事件，便「臨時拉伕」派些缺乏背景、平時只採訪香港新聞的記者，以最快抵達現場做直播為唯一目標。若香港傳媒有駐東京記者，地震相關的報道也會深入得多，因為他們較了解民情、較容易找日本專家的訪問，即使發生什麼事故，日本政府也有辦法第一時間通知他們。

認真做國際新聞絕對是昂貴的投資，以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為例，該台自1996年開台至今仍虧損，全靠國王Hamad bin Khalifa支持才可以營運，但這盤蝕本生意的最大回報是提升卡塔爾的國際影響力，讓這個人口只有百多萬的國家，牽引整個中東的局勢。當然，更多有國際視野的傳媒都有盈利，以英國《金融時報》為例，去年的盈利是6000萬鎊（約7億），較香港絕大多數傳媒賺得多。

香港不乏富可敵國的傳媒老闆，但他們有沒有卡塔爾國王放眼世界的格局？我們的觀眾及讀者群，是否可以支撐一個有國際視野的傳媒？

有磚頭在手較實在？

《明報》3月19日
中國人的文化，總覺得有層磚頭在手較實在，與其交租幫其他人供樓，不如自己買一層樓好了，買樓置業成為很多香港人的目標，但樓市天天創新高，多個屋苑的成交價超越九七水平，只擔心現在不買，將來更加買不起，女朋友更可能因沒有樓而不嫁。

置業文化不是中國獨有，美國人，甚至鬧革命的埃及人也有差不多的想法。要達成美國夢（American Dream），國民享受中產生活，社區鄰里關係和睦，擁有房子是必須的，正如美國前總統布殊 在2002年曾說：「若你擁有房子，你便實現了美國夢。」（If you own your own home, you're realizing the American Dream.）為了鼓勵國民置業，美國政府每年提供的稅務優惠是以千億計。

置業率高未必是好事

埃及人也普遍認為，買樓置業是結婚的條件，可惜首都開羅的中小型單位供應缺乏。埃及前兩年最受歡迎的電視遊戲節目則是al-Beit Beitak（英文翻譯是The House is Yours），每集都送出一個住宅單位，由埃及一名富商贊助，讓打算結婚的男女參加。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是杜甫筆下的理想的社會。大家都想擁有房子，但置業率高對社會是否好事，是否代表經濟發展好？答案未必也。

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經濟學者Andrew J. Oswald於1999年發表一項研究，發現失業率較高的歐洲國家，並非那些薪俸稅率高、工會較活躍、失業保障特別優厚的地方，它們唯一的共同特徵是置業率偏高。例如失業率較高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國民置業率分別是八成及接近七成，而歐洲最富裕國家之一的瑞士，國民的置業率約三成左右。

他又發現，OECD國家在上世紀50年代的平均失業率只是2%左右，但到90年代的平均失業率則升至一成，唯一較顯著的分別，是大部分國家的置業率大幅上升。

類似的情况在美國也出現，底特律及其他經濟較差的城市，置業率遠較經濟表現較好的紐約、洛杉磯及三藩市高。

擁有物業限制了遷徙

Oswald教授嘗試解釋這個奇怪的現象：因為擁有物業限制了工人的遷徙。假設你是業主，最近不幸失了業了，你最希望在家附近另找新的工作，可惜這裏的工作機會缺乏，但你不傾向到較遠的城市找尋更好的機會，因為賣房子搬家的成本太昂貴了。

結果，大家因房子限制了工作選擇，結果無法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率。相反，一個置業率不高的國家，A城市沒有合適機會，沒有房屋包袱的你大可以到B城市另找更好的工作機會，若這個國家大多數人都發揮所長，自然可以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筆者不是經濟學者，引述Oswald教授的研究是給讀者多點角度思考，但若果他的結論正確，香港置業文化的不良影響，是限制了香港人到中國其他城市、甚至世界其他國家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對買不起樓的年輕人，這肯定不是壞消息，因為你們有大一點的空間，到其他地方找尋發展機會。

Andrew Oswald教授的研究題為The Housing Market and Europe's Unemployment，全文見：http://www2.warwick.ac.uk

被遺忘的埃塞俄比亞馬拉松名將－－Mamo Wolde

星期天《明報》副刊．20/2當今世上，最優秀的跑手都是黑人，不是來自肯尼亞，就是來自埃塞俄比亞這兩個東非國家，今天的香港馬拉松，很大機會又是他們勝出。黑人跑手嶄露頭角始於一九 六○年的羅馬奧運會，埃塞俄比亞的赤腳跑手比基拉（Abebe Bikila），以兩小時十五分十六秒奪冠，刷新當時的世界紀錄。

其他跑手捱到終點已差不多斷氣，全程赤腳跑的比基拉彷彿有用不盡的體力，還可以在終點做伸展運動！看過比基拉的表現，怪不得德國報章《Die Welt》是這樣報道羅馬奧運的馬拉松賽﹕「馬拉松令人毛骨悚然，有理性的人都不會跑這種距離。想完成比賽的人，都要在起點前把常理拋諸腦後。」

兩名冠軍跑手 命運迥異
除了宣示黑人跑手的時代來臨，比基拉奪冠還有一點復仇的政治意義，意大利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Mussolini）曾於一九三○年代侵略埃塞俄比亞。二十多年後，比基拉擊敗所有歐洲跑手，在侵略國的首都贏得金牌。四年後的東京奧運，所向披靡的比基拉再贏得馬拉松冠軍。

當今最有名的男士跑手也是來自埃塞俄比亞，世界紀錄保持者基比沙拉斯（Haile Gebrselassie）。運動員都視奧運會為終極比賽目標，但呼吸道敏感的基氏以北京空氣太差、影響健康為由，寧可缺席○八年北京奧運。同年九月的柏 林馬拉松，基氏以兩小時三分五十九秒的成績再破世界紀錄，至今也無人能打破。

但今天想談的，不是他們兩人，而是埃塞俄比亞另一位被遺忘了的名宿──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城奧運馬拉松冠軍Mamo Wolde。

他是繼比基拉後，第二名連續兩屆取得奧運馬拉松獎牌的運動員，一九七二年再下一城，以四十歲的高齡取得慕尼黑奧運的馬拉松銅牌。生不逢時，馬拉松沒有為Wolde帶來名與利，無論他跑得多麼快，也逃不過埃塞俄比亞政局劇變帶來的厄運。

Wolde 與比基拉同年出生（一九三二年），那年代的非洲沒有全職運動員，比基拉是憲兵隊長、Wolde是憲兵副官，專責守衛當時的埃塞俄比亞皇 室。比基拉於一九七三年因腦出血英年逝世，終年四十一歲；Wolde七二年回國後成為英雄，升職為憲兵隊長，國王更打算送一間大屋給他。

可惜這個承諾從來沒有兌現，山雨欲來風滿樓，血腥的年代即將來臨……

早逝的比基拉是幸運的，因為他看不見七四年的政變。國王Halie Selassie被高舉馬克思主義的軍人推翻，埃塞俄比亞由封建王朝變成軍人獨裁政權。這是失去人性的年代，革命衛隊以反革命為由殘殺數以萬計的人，若你有家人被處決了，但你付不起子彈的費用，是無法認領家人的屍體，軍政府連這些錢也想賺多些，竟然在處決時刻意連珠發彈。

負責保衛王室的Wolde，又怎會不受影響？幸好念在他多次為國家贏得國際比賽的殊榮，軍政府把他貶職為類似中國的地區城管，還要負責監視及看管懷疑反革命分子。

軍政府管治埃塞俄比亞十七年後，終於在九一年於內戰被推翻。新政府上台後立即清算軍政府的暴行，特別是七七至七八年軍政府策動的「赤色恐怖」（Red Terror）政治運動，據國際特赦組織估計，這兩年間的死亡人數高達五十萬。為軍政府做了十七年監控的Wolde被新政府拘捕，囚禁在中央監獄。

埃塞俄比亞的司法極黑暗，連審訊、罪名也沒有，Wolde被囚禁了三年。直至國際特赦組織披露後，國際體育界才得悉Wolde陷冤獄，國際奧委會於九五年去信埃國政府，要求交代Wolde的囚禁，但埃國政府說：「囚禁他因為要等法庭裁決。」

原來，有一個人在作供時撒謊，誣陷Wolde於七八年的一個晚上，與其他軍人在夜總會處決一名可能參與叛軍的成員。Wolde的太太接受 《Sport Illustrated》的特約記者Kenny Moore訪問時說，在九二年的一次聆訊，多名目擊者都指Wolde無殺人，他是刻意射歪一點，但當時拔搶的軍官謊稱開槍者是Wolde。

坐牢九年 獲釋後半年辭世
國際奧委會於九六年邀請Wolde出席亞特蘭大奧運會，埃塞俄比亞全體奧運代表也呼籲政府釋放Wolde，但所有的獨裁政府都為了面子，堅持腐敗爛透的司法制度是完全正確、不容干預、不能屈服於外國干預，爭取Wolde重獲的自由是比馬拉松更長的馬拉松。

國際輿論、國際奧委會也無法營救Wolde。白白被囚禁了五年後，埃塞俄比亞終於以「參與屠殺及虐待」的罪名，檢控包括他在內的七十二人，但何時殺？何地殺？用什麼武器殺？起訴書中竟然完全沒有提及。檢控官指他是首都阿的斯阿貝巴十六區的革命衛隊頭目，涉及一宗發生在七八年底或七九年初的十四人處決案。

終於到○二年，法庭才以改以一項刑期六年的罪名控告他，由於Wolde已坐了九年牢，休庭後他便獲釋了。

獲釋後半年，Wolde也與世長辭了，享年七十歲。埃塞俄比亞人民並沒有忘記他，數千人與他走最後的五公里路，由他的家護送靈柩至聖約瑟墓園 （St. Joseph's Cementery）。葬在他旁邊的，是他的伙伴、他的跑友、命令他一定要贏墨西哥城奧運金牌的長官──比基拉。

馬拉松與城市價值．《明報》二月十九日

當曾憲梓是代表香港的奧運火炬手，似相撲手多於運動員的霍震霆是香港體育界的穆巴拉克，他兒子對體壇女將的興趣肯定多於接班搞體育，特首曾蔭權愛擦皮鞋多於做運動，很難令人對香港的體育發展有什麼信心。

若果曾蔭權年年參與馬拉松，與各跑手一起拼這42.195公里，而不是高高在上為馬拉松起跑鳴槍，傳媒會視他為堅忍的硬漢，而不是向中央唯唯諾諾的推銷員。若果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愛運動多於教訓記者，由他推銷申辦亞運也會多點公信力。

官員不愛做運動，對體育發展的支持有限，但體育賽事的開幕禮和頒獎禮，總會找到官員的身影。每年的渣打馬拉松開幕禮總是由特首鳴槍，但香港政府對辦長跑比賽的態度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李麗珊、黃金寶及黃蘊瑤，任何一人都較曾蔭權受歡迎，比他更有資格鳴槍，他們才代表馬拉松堅毅及不屈不撓的精神。

倫敦、巴黎、布拉格等大城市是把10公里、半馬拉松、馬拉松比賽分開不同日期辦，並把最美麗的街道給跑手，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參加、帶動經濟發展、提升城市形象。近年最急速冒起的是東京馬拉松，不少香港跑手遠赴參加，男子世界紀錄保持者、埃塞俄比亞的基比沙拉斯（Haile Gebrselassie）今年也要去試試。

香港則把全部項目堆在同一天舉行，封路時段也相當吝嗇，10公里的跑手要於半夜出發，到終點時連早茶也喝不了，因為茶樓仍未開門營業！參加長跑像做賊一樣，凌晨要起脇出門口，跑完回家仍未天亮，傷殘人士更連參加輪椅賽的機會也沒有，因為大會以人數不足為由不辦。

渣打馬拉松這些安排，完全反映香港效率至上、經濟為先、考慮成本效益的工具理性價值觀，政府但求賽事早早完結、盡快解封路段、讓交通回復正常，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多年來，渣打馬拉松獎牌是在比賽前連同號碼布一併派發，因為要方便主辦單位的工作流程，幸好這個荒謬的安排，終於在去年取消。

但為了馬拉松，倫敦、巴黎、紐約、東京，甚至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都可以封一整天路。這些城市不以工具理性價值觀衡量馬拉松，而是視之為一場全民 歡樂的派對盛會，跑手完成了不起的壯舉，居民走出來為家人、為朋友打打氣，增加社區的團結，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居民的健康和快樂才是最重要的價值。在 倫敦，只要在比賽當天展示號碼布，你還可以免費坐地鐵呢！

新加坡馬拉松沒有請李顯龍來鳴槍，倫敦馬拉松的起步禮沒有英女王、查理斯、卡梅倫及市長Boris Johnson主持，揚聲器響起的是Chariots of Fire的主題音樂；巴黎馬拉松更找不到薩爾科齊、市長Bertrand Delanoe的蹤影。

我在洛杉磯馬拉松碰到市長Antonio Villaraigosa，但不是在台上，而是在台下。馬拉松的開幕禮簡單隆重，持國旗的幾個軍人列隊步操上前，然後由一名藝人在台上帶唱國歌，鳴槍的則 是另一人，洛杉磯市長只是站在台下的人堆中，與跑手一同唱國歌，不需要上台沾任何光。

政府對馬拉松的支持，並不是體現在有沒有官員鳴槍、出席頒獎禮，而是政府有沒有為傷殘人士的參賽權發聲？有沒有提供最好的街道給跑手？有沒有讓最稱 職及有熱誠的單位主辦比賽，而不是讓一個連傷殘賽也無法提供的業餘田總年年壟斷主辦權，這樣才可以發揮馬拉松最大的價值和意義。

馬拉松與公民文化．《明報》二月十二日

下周日，又是一年一度的香港馬拉松，相信各位參加者已準備就緒！

很多跑手最重視是成績時間，一股腦拼命向前跑，只在乎賽道有多難？馬路好不好跑？不太在意路上有甚麼風景，只要大會的計時準確、水站充足、馬路寛敞，基本上已收貨。我更喜歡在比賽之中欣賞沿途景色，從每個馬拉松比賽的安排細節、於微妙之處，了解不同文化的價值觀、體驗各地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

由○六年底起，我不斷到其他國家參與馬拉松賽，由泰國、新加坡跑到歐洲、中東及美國，四年間參與了十個國家、十五個馬拉松比賽，在歐洲、在美國，馬拉松並不是一項小眾運動、不是要封路的「擾民」比賽，而是大型慈善活動、是凝聚社會、塑造公民文化的最好機會，讓馬拉松為社會創造最大的效益。

倫敦馬拉松既是世界五大馬拉松比賽之一，也全世界最大型的慈善項目，過去三十年間，倫敦馬拉松已為英國過百個慈善團體，籌了超過五億英鎊（超過六十億港元）。倫敦馬拉松於一九八零年蘊釀時，賽會已定下這六個遠景：

一．提供一流的平坦賽道，吸引世界各地的精英參加
二．讓人與人之間，因馬拉松比賽團結
三．為倫敦的體育發展籌款
四．促進倫敦的旅遊業
五．證明英國無論辦甚麼活動，都是全世界最好的
六．為人類、為世界，帶來一點歡愉、快樂和成就感

每年馬拉松比賽當天，超過一百萬市民開開心心上街，為素未謀面的跑手鼓掌打氣，沒有傳媒投訴阻街、擾民、跑死人危險。有多少集會、活動，可以年年號召一百萬人上街？但倫敦人可以為馬拉松年年上街，透過馬拉松籌數千萬英鎊善款，這不是很美麗和不可思議嗎？倫敦人值得擁有這個偉大的比賽，誰說倫敦人自私、冷漠，缺乏愛心和關懷？

去地球另一端的芝加哥，另一個世界五大馬拉松比賽之都。賽會總監（Race Director）平高斯基（Carey Pinkowski）視馬拉松為種族融和的好機會，他特別設計一條，可以穿越芝加哥各個社區，包括中產區、墨西哥人區、唐人街、黑人等區的賽道，社區內的水站、醫療站和食物站，交由地區內的團體居民負責，讓不跑步的居民都可以參與盛會，藉馬拉松凝聚社區。

類似的安排在鄰近的台灣也找到，剛剛一月舉行的台南馬拉松，所有水站都有台南的扶輪社負責；台南七股區的區長陳獻明與一群市民，在賽道的十八公里左右煮魚丸湯給路過的馬拉松跑手，為我們打氣。台南的公民文化、社區的團結，在這些細節中體現了。

相比之下，渣打馬拉松的大部份賽道，除了起點和終點外都屬於行人止步的高速公路，連家人想打氣也無法前往，枉論凝聚香港的社區。

大部份人都對馬拉松起緣的傳說有印象，雅典軍在公元前490年的馬拉松戰役擊敗波斯軍，士兵菲迪普斯（Pheidippides）跑了四十公里回雅典報喜訊，說罷立刻氣絕身亡。但我們往往忘記了，菲迪普斯的奔跑不是為個人、不是為競技，不是為破世界紀錄，而是Run for a Charity Cause，他是為戰友、為雅典人民、為希臘文明的存亡而跑。

沒有雅典的公民文化，很可能也不會有馬拉松這項運動。

英國和美國的馬拉松比賽著重籌款，其實與這項運動起緣的精神一脈相承，若只視馬拉松為競賽、為自我挑戰突破的機會，這是把馬拉松看得太輕了。我們的渣打馬拉松又有甚麼遠景？為凝聚社會做了多少？體現了那一種公民文化？

當賽會連輪椅賽也沒有熱誠辦，只說明大會公關那些「跑出正能量」、「從心出發、跑出信念」等口號是多麼蒼白空洞。我們的賽會，這是否辜負了馬拉松應有的使命？

只有旅行社角度的國際新聞．《明報》2月26日

歷史將會永遠記住2011年，中東變天是繼1989年後最激盪、最波瀾壯闊的一次民主運動，但當大部分國家的目光都投向中東，見證歷史的一刻，香港傳媒幾乎與世界脫節。

傳媒對國際新聞報道表現不濟、普遍記者對國際議題掌握不足，已不是新聞，以往還有戴防毒面罩的黃應士粉墨登場；現在連記者也不派了，大家留在香港翻譯外電好了。香港幾近是華人社會新聞最自由的地方，當內地的互聯網封鎖了「埃及」與「茉莉花」，可惜傳媒沒有好好利用優勢跟進中東變天，花太多精神追逐何鴻燊的二、三、四房，花太多人力時間幫中大碩士找工作。

先問有沒有滯留港人
所以家住香港，有如身處世界的中心，無論深圳河以北、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沙堤以南發生什麼事，永遠不及本島700萬人的一舉一動重要。無論埃及革命、紅衫軍抗爭或俄羅斯機場爆炸，本地傳媒都是用同一套公式處理，首先一定問：「有沒有香港旅行團？滯留港人？」當旅行團順利抵港，家人離境大堂相擁而哭後，對這些國際事件的關注也差不多結束。

傳媒其次是找出該事件與香港的關係，會否影響金油股匯？看看香港和中國有沒有類似的潛在危險？類似的革命有沒有可能在中國爆發？若沒有港人滯留，又跟香港和中國無關，又不夠香艷奇情，即使重要如加沙戰爭、達爾富爾衝突及南蘇丹 獨立的國際大事，也幾近在香港傳媒消音。

傳媒偶爾跳出香港角度，找些專家學者分析事件本身，可惜香港人才缺乏凋零，由世界盃 、中美關係、朝鮮炮戰、到車臣科索沃問題，來來去去總是沈旭暉。一般人不可能什麼都懂，可幸沈博士也堪稱現代的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無論中東專家、中美關係權威、熟悉非洲 學者、外交理論教授……一人分飾無數角色也沒有問題。

對「唔等使」的東西缺乏好奇心
經傳媒重重過濾後，成功抵壘到達讀者的外國新聞所剩無幾，呈現的只有香港角度，事件本身往往已面目模糊。香港國際視野日漸萎縮已備受批評，而傳媒不 願在國際新聞投資，是因為普遍香港人沒有興趣了解香港以外、與自身利益無關的事情，對「唔等使」的東西缺乏好奇心、探究心和想像力。

我們的社會有超過十萬菲傭居住，不少港人更是由菲傭養育，但有多少人有興趣了解菲律賓文化？甚至有菲傭做朋友？香港和菲律賓是那麼近、那麼遠，菲傭在香港社會是永遠的他者，若沒有發生人質事件，大部分人連菲律賓總統是誰也不知道。

香港的大學有N個工商管理學科，但只有少數大學有開辦一些區域研究（印度、中東、中亞、非洲和拉丁美洲仍有待開發）。每年大量香港人到泰國、日本吃喝玩樂，但每當泰國、日本出狀况，記者總是找不到研究日本政治、懂泰國政治的專家訪問。

當然以個人的層面，對香港以外的事務沒有興趣，你還是可以在香港活得很快樂、找到高薪厚職，因為AO面試不是考你埃及革命的原因（據AO朋友補充，AO面試是會有一條關於國際的問題），而是看你怎樣推銷一項不得人心的政策，高官、律師和醫生也不會因弄不清楚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分別而仕途或事業受影響。

但若整個社會、甚至整個民族沒有興趣了解新事物，只會趨同單一、窒礙創新，輕則影響發展，重則觸發外交風波。當一個社會連伊斯蘭教信什麼也不太清楚，與伊斯蘭國家也沒有文化交流，要發展成伊斯蘭財務中心，開拓伊斯蘭國家的商機，倒有點癡人說夢；中國在非洲的投資遇到百般阻力，甚至釀成暴力事件，往 往因為中國人到非洲只為了賺錢，沒有興趣了解當地社會及文化，不單止不會說當地黑人的語言，甚至連英語也不學。

多些香港人對國際新聞有興趣、對國際新聞的質素有要求，傳媒自然迎合讀者的口味，要改變香港狹隘的國際視野，請由你的好奇心開始。

開卷看世界﹕每場革命 總有作家身影

刊於2011年2月13日的星期天《明報》副刊
每場波瀾壯闊的革命，總會找到作家的影子。十九世紀末的法國有左拉（Emile Zola）、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有劉曉波、捷克的天鵝絨革命有哈維爾（Vaclav Havel）、今天的埃及則有亞斯萬尼（Alaa Al Aswany）──阿拉伯世界最知名的作家、小說《亞庫班公寓》（The Yacoubian Building）的作者。

於二○○二年出版的《亞庫班公寓》是阿拉伯世界當代最暢銷的小說，已翻譯超過二十種文字，台灣的商周文化出版社於○九年底翻譯了中文版，改篇電影更 是埃及近十年來最賣座的一套。亞斯萬尼筆下的亞庫班公寓彷彿是埃及近代的縮影，也反映埃及整個體制之腐爛，要了解埃及為何爆發這場革命，這本小說是最街入門導讀。

有Art Deco特色的亞庫班公寓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座落於開羅最顯赫的地段，住滿了富商、官賈、外國使節、皇室貴冑。埃及一九五二年爆發自由軍官政變 （Free Officers Movement），皇室被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為首的軍人推翻，軍人成為國家的新貴，住進了亞庫班公寓。

軍人多是目不識丁之輩，有些軍人太太更在公寓內飼養家禽，到今天雅庫班公寓已淪為龍蛇混集的重慶大廈。小說的眾多主角都住在公寓內，上進的大學畢業生Taha矢志投考紀律部隊，但因父親的職業低賤而不被取錄，對政府徹底失望的Taha加入了伊斯蘭組織，更於一次政治抗爭中被捕後，慘遭秘密警察強姦……

Taha的青梅竹馬Busayna好不容易在時裝店找到工作，但原來還需要滿足老闆的性幻想。為了賺多點錢，她更受公寓內另一住客Malak教唆，色誘步向暮年的老貴族Zaki，在脇上騙他簽字把房子轉讓。財閥Hagg是政治新貴，滿口真主、滿身淫慾，垂涎鄰家婦的美色並娶她為二房，但當她有身孕後，Hagg立即派人迷暈她，然後為她墮胎。

上世紀三十年代，開羅是中東最國際化的城市之，有最時髦、最前衛的建築，開羅的潮流風尚甚至可以影響歐洲。大廈破落了，埃及也回不去昔日的光輝，穆巴拉克統治了三十年的埃及，只有醜陋貪婪的政客、唯利是圖的老千、佔女性便宜的衣冠禽獸、年輕人為生計出賣尊嚴、找工作是要講階級門弟關係、年輕人的熱情遭極端組織利用。舊埃及之輝煌，只存在Zaki的回憶之中。

正職牙醫 「全職作家生活不了」

《亞庫班公寓》是他寫的第四本小說，筆者以往在牛津大學中東研究中心，曾與亞斯萬尼暢談他的著作。亞斯萬尼正職是牙醫，寫作只是副業，這彷彿是阿拉伯作家的宿命，即使已故的諾貝爾桂冠作家Naguib Mahfouz（一九八八年獲獎，也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獲諾貝爾獎的作家）也不是全職寫作，他在埃及政府做公務員至退休。

亞斯萬尼坦言﹕「埃及沒有全職作家，所以我必須是牙醫，不能做作家，做全職作家是生活不了的。但醫生和作家也有些相近，大家都是探討和解決人類社會的一些問題。」

亞斯萬尼曾在芝加哥生活及進修牙科，他可以憑一紙美國文憑，到海灣產油國執業賺大錢，但他還是回到貧窮破落的祖國執業。埃及雖然名義上沒有出版審查制度，但國營出版社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若國營出版社拒絕出版，只能靠蚊型的私人出版社發行，失去接觸廣大讀者群的渠道。

被國營出版社拒絕了四次後，憤怒的亞斯萬尼終於對埃及死心，決定申請移民到紐西蘭──這個地圖上距離埃及最遠的國家。在辦理移民期間，私人出版社打電話告訴他《亞庫班公寓》賣光了。

這半個月的示威浪潮，亞斯萬尼也參與其中，每天都有不少外國記者採訪他，問他對政局的意見。他在醫務所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笑說，上一個病人的智慧齒很難拔掉，花了他一小時才成功拔出，至於穆巴拉克，相信要花更多時間了。

走筆至這刻，新聞傳來穆巴拉克宣布辭職的消息。埃及人民，用了過半個月的時間，終於把蛀了埃及三十年的爛牙拔掉了。

《亞庫班公寓》倒有令人欣慰的結局，老貴族Zaki最終與Busayna結婚，暮年的Zaki展開人生的第二春。期望這場民主運動如小說的結局一樣，令這個文明古國的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埃及成為中東社會引以為傲的典範。

當推翻政府是唯一出路

刊於星期天《明報》副刊，6/2

當中國崛起已成不用爭辯的事實；當中國一黨專政的管治效率、以國企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以經濟發展先於人權的中國價值觀，開始在國際輿論中得到一些 肯定，甚至連西方也質疑民主體制是否不及中國模式競爭？沒有人料到突尼斯人把統治了二十三年的獨裁者Ben Ali趕下台，更沒有人料到茉莉花革命的餘震，蔓延至埃及、也門和約旦，並觸發了一場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運動。

中東從來被視為另一個民主黑洞，但連中東的人民都要求推翻獨裁政權、落實政治改革、建立民主體制時，誰說人權、民主和自由不再是普世價值？

全世界的焦點在埃及開羅，開羅市中心的自由廣場（Tahrir Square），令人憶起二十二年前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兩場民主運動倒有相似之處﹕政府腐敗，沒有政治組織策動及領導示威，只是一群年輕人自發走出來；聚 集在廣場的群眾拒絕離開，坦克軍隊開進城來；示威者都深信埃及軍隊/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會向群眾開槍；穆巴拉克和鄧小平都是極端強硬的軍人。

想起天安門

現在的埃及和八九年的中國也有不同的地方﹕中國人民的生活在改革開放後改善了，但穆巴拉克當政的三十年間，埃及人民的生活是每况愈下；貪污無能的穆巴拉克是 問題的根源，很容易把群眾的怒火聚焦；但中國共產黨政府是集體領導的，李鵬之上還有鄧小平、趙紫陽，沒有一個明顯對像可以把民眾的全部怒火集結起來；而且 在毛澤東死後，中國領導人是有任期的，再差的當權者也有卸任的一天，不可能像穆巴拉克一樣做到至死方休，還想由兒子接任總統一職。

另一個顯著的分別是兩國軍隊的權力來源。黨指揮槍，解放軍由共產黨牢牢控制；但埃及軍隊並不只聽命於穆巴拉克，美國對埃及軍方的影響力可能較穆巴拉克更大，因為美 國每年都向埃及軍方提供巨額軍事援助，若穆巴拉克繼續當政會影響與美國的關係，軍隊是可能為了自保而放棄穆巴拉克。

埃及是美國繼以色列後， 在中東的第二大盟友；也是繼以色列以外，每年提供最多軍事援助的國家，每年的金額多達15.5億美元（當中有13億是軍事援助，2.5億是經濟援助。美國 每年提供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則有30億美元），而且埃及的軍官都靠美國訓練。據報道，開羅街頭的M1A1坦克都是在埃及生產，美國不吝把技術轉移給埃及軍方。

控制埃及 控制石油

埃及對美國重要，因為 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半個阿拉伯世界的領袖，對中東、甚至對整個世界都有極大的影響力，控制了蘇彝士運河，等於控制了西方石油的供應。文化和 宗教的影響力方面，開羅的Al Azhar大學的歷史較牛津大學還要長；第一個現代政治伊斯蘭組織，伊斯蘭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於1928年在埃及成立；埃及擁有阿拉伯世界最蓬勃的電影工業；埃及作家Alaa Al Aswany是埃及的Orhan Pamuk，他最著名的小說The Yacoubian Building已翻譯為二十三種語言，改編小說的電影也曾在○七年的香港電影節上畫。

上世紀七十年代前，埃及屬於蘇聯的共產陣營，為了拉攏埃及抗衡蘇聯，美國於一九七八年促成當時的以色列總理貝京（Menacham Begin）與埃及總統薩達特（Anwar el Sadat）在大衛營簽和約，以色列退還於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中佔領了的西奈半島給埃及，埃及則宣布跟以色列停火，美國則每年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

和約的簽訂在埃及引起極大震撼，薩達特於一九八一年更遭伊斯蘭武裝分子刺殺，當時擔任副總統的穆巴拉克，就在危難之間接任總統。

穆巴拉克擔任副總統前是埃及空軍總司令，他重整被以色列殲滅的空軍，並參與一九七三年與以色列的贖罪日戰爭。雖然埃及和敘利亞無法奪回六日戰爭的失地，但令以軍傷亡慘重，兩國也洗脫了六日戰爭大敗的恥辱，穆巴拉克的地位及名聲由此建立。

他上任後立即大舉追捕國內涉及行刺薩達特的伊斯蘭武裝分子，並再次頒布緊急狀態令，其中一名被補者就是現在阿蓋達第二頭目札瓦希利（Al Zawahiri）。軍旅生涯及對伊斯蘭組織極端的厭惡，塑造穆巴拉克相信只有強硬，而不是民主開放的制度，才可以為國家帶來安全和穩定，埃及真正的敵人並不是以色列，而是謀求推翻現有制度，建立伊斯蘭國家的極端分子。

埃及沒有因冷戰結束而失去利用價值，在海灣戰爭、打擊伊朗、維持以色列的安全、促成以巴和談等議題，美國需要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即使穆巴拉克政府腐 敗、打壓異己、選舉舞弊，美國繼續維持對埃及的援助，造成加沙的人道危機不獨是以色列，埃及也難辭其咎，因為埃及也以堵截哈馬斯的武器供應為名，與以色列一同封鎖加沙。

伊斯蘭兄弟會一直被埃及政府列為非法組織，埃及的議會選舉充斥造票、脅逼、恫嚇、政治暴力。只要穆巴拉克說一句「民主化，政權便會由伊斯蘭兄弟會把持」，美國擔敢推動埃及改革？穆巴拉克也看準美國的弱點，對國內異見的打壓絕不手軟，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以莫須有的罪名監禁曾於 ○五年參與總統選舉的反對派人士Ayman Nour。

若你想了解今天埃及社會，請看Al Aswany的小說The Yacoubian Building。若你父母出身低下階層，你根本無法投考公務員，因為這是靠裙帶關係的社會；政治犯被虐待、被強姦；高層官員貪污；年輕人加入伊斯蘭極端 組織，不是因為埃及人對宗教特別狂熱，而是對整個社會及制度徹底失望，相信推翻政府是唯一的出路。

自嘲最易統治順民

不少埃及人都自嘲，他們是全世界最容易統治的順民，經過多年的壓逼，埃及人還不是屈服於政府的淫威，逆來順受？沒有人料到，只是十多天的時間，看似牢固的穆巴拉克政權，忽然變得岌岌可危。

埃及今天正處於民主化的十字路口，反對的民眾未能一鼓作氣把穆巴拉克扯下馬、穆巴拉克也無法以暴力壓下民主運動、美國政府仍然舉棋不定，既不願意與大多數埃及人為敵，但又不想背棄多年的盟友。

究竟埃及是八九年的東歐、成功把握民主化的機會？是八九年的中國，錯失了民主化，但經濟得到發展？還是○九年的伊朗，既錯失了自由化、經濟繼續一團糟？Allah bless Egypt.

星期日明報，探討名校系列之四

刊於2010年十二月廿六日．星期日《明報》

（明報周日副刊，十二月都有文章講名校，我也手痕弄了一篇，並訪問了我的中學老師，由資深老師的角度，講講這個問題。）

名校和屋村中學我也讀過，中一至中五，我在一間屋村中學念書，會考後以理科二十九分的成績轉到拔萃男書院讀預科。名校教育不是優質的保證，名校學生也不全是天賦異稟、優秀出眾，正如英國讀中學的不少精英，連在機場過聖誕也熬不住，證明溫室中長大的小花，完全經不起大風雪的考驗，但我慶幸兩種學校都讀過，見識兩者的分別。

會考放榜轉校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來到男拔萃，原來市區也有這麼大的校園，長長的馬路沒有盡頭。副校長Mark Rosario告訴我﹕「你想讀純數組，但你的附加數學沒有A（我考B03），你只可以去生物組了，你讀不讀？」

「讀！生物組也讀。」心想﹕反正我也不想做工程師，不讀純數也沒有關係。當年生物班還有另一名陳姓同學插班，但陳同學大概不習慣由頭適應新環境，不到一個月便轉回到他的母校讀預科，我們也沒有繼續聯絡了。據知，陳同學高級會考成績也相當優秀，成功升讀港大醫學院。

論教育質素，拔萃跟屋村學校並沒有大分別，兩間學校都有好老師及成績優秀的學生，但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和投入有天淵之別了。在男拔萃，每逢早會大聲唱校歌也不用害羞，因為旁邊的同學往往比你更大聲。

回顧十年 學生階層背景單一

當年的拔萃照顧草根階層，窮學生可以在校內享用廉價午餐，同學也沒有階級觀念，大家可以打成一片，他們的知識和視野也很廣，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而我人生第一次坐Benz也是在男拔萃的日子，有同學的親戚駕Benz來接他放學，幾個同學一併坐順風車離開。

我沒有再坐過Benz了。到今天，我仍記得後座的沙發是什麼顏色。

幾天前，我以記者的身分重返校園，訪問當年預科的班主任程張迎老師。教中文的程sir在拔萃任教超過二十六年，看著拔萃轉變為直資中學。已有很多名校的畢業生投稿談母校，不如換一換資深老師的角度，談談各種關於「名校」的問題，以及直資的影響。

莊﹕回顧過去十年，拔萃的學生有什麼變化？

程﹕拔萃於03年9月轉了直資後，學生無論在學習、處事、音樂、體育、課外活動方面的優秀表現都沒有改變，與其他學校比較仍是很優越。學生的家庭經濟背景（social economic status）與過往有明顯分別了。我沒有客觀的統計數字，但據我的觀察，學生的家庭背景較過往富裕，而這個趨勢是會維持下去。

因為拔萃中學和小學行一條龍制度，中學的大部分學位都被小學畢業生填了，公開派位的影響不及以往大。能夠進入拔萃小學的學生多是中產或以上的家庭，這類家庭是會積極為孩子爭取的。

直接進入拔萃中學有點困難了，理論上每一級有六班，每班四十人，每年總共收240人，但有150個位要給拔萃小學畢業生，剩下數十個位讓其他人讀。即使如此，我仍看不到有其他社經背景的學生，大多數學生仍是來自中產或以上的家庭。

莊﹕這觀察是怎樣得出來？是否多了人駕車接載兒子上學，馬路塞車情况較我讀的時候更嚴重？

程﹕也是。現在上學的交通相當擠塞！

莊﹕還有沒有其他觀察？是否學生的行為較轉直資前不同？

程﹕我也很想了解，究竟全校有多少家境清貧的學生，需要申請學費減免？我不用知道是誰申請，只想知道數字，但我一直得不到答案，印象中我也沒有處理多少申請。

莊﹕你有沒有正式問校長？

程﹕我沒有正式去找答案，但看來身邊的同事都不知道答案，其實校方有需要讓教師們知道，讓教師了解學生的背景很自然的事。

莊﹕如果有類似我這種家境極普通的學生，拿張會考證書來考拔萃，現在是否仍有機會獲取錄？

程﹕仍然有機會的，每年都有一個半個外校生拿會考證書來插班，但這只是一個半個，數目絕少，沒法改變學生階層集中的情况。這跟以往七、八、九十年代，學生家庭經濟背景分散的情况很不同，難怪一般人會覺得，讀名校的教育機會被中產壟斷。

特別是小一的收生，除了看學生的資質，家庭因素也很重要，較富裕的家庭會培養子女學各種技能、上「面試雞精班」、甚至以家長本身的人脈補救，這些都會增加入學機會，縱使基層家庭的子弟有潛質，但在這些方面比較便會輸蝕。

我希望學校可以把資料攤出來，究竟頒了獎學金給多少相對貧窮的學生？比例是多少？有資料才可以令公眾信服，拔萃這類直資學校仍是以有教無類的態度和原則辦學。

拔萃優秀的學生不比以往少，但讀書的心態和待人接物的態度，這十年八載也有很大轉變，也可能受到社會風氣改變的影響。

這一代更功利

莊﹕例如有什麼轉變呢？

程﹕現在的學生行為舉止態度顯得有點傲慢無禮，少了一份尊師重道，人際相處的能力也較弱、情緒化、自我中心和任性。犯了事後，他們不是先自我檢討，往往用對抗的態度對待老師。當然男校學生是頑皮一點，但你那一代的學生是較少任意妄為，總有些基本的紀律。

例如，有學生在走廊忽然用書拍另一個學生的頭，兩人打起架來，類似這種無聊的事件也時有發生。早一兩年很多學生遺失手提電話，校內很多失竊，有些學生甚至自己報警，校方也不知道，會有警察走上來問學校，哪個學生報案？這些東西也曾發生。

這可能是整個社會的現象，其他學校同樣發生，但我覺得頗深刻是現在的學生較你那一代更功利，我不敢說他們沒有理想，或可能因他們有相當好的家庭，家長已為他們安排前路了。

但我不覺得現在的學生希望在更高的層次貢獻社會，實踐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他們較關心考試的形式和如何取分數，他們問也是這些問題。

莊﹕這與直資有沒有關係？是否太精英的教育環境，助長了這些性格？

程﹕如果不是直資，仍像喇沙以公開派位收學生，我相信學生的階層背景會更加多元化，不同階層學生的互相適應、學習、觀察和交流，會有些良好的效應。若果來自四方八面的band one學生都可以來，而不是十一、二年都是同一班人，互動是否可以更明顯呢？

莊﹕自從直資制度出現後，不少名校也轉了直資，你覺得直資制度有沒有影響社對名校這個標籤的觀感？是否令名校貴族化了？

程﹕以前大家以學生是否優秀界定名校，覺得名校是「叻」的地方，有各種不同長處的學生，也是多元的地方，只要你有專長便可以考入來。但現在名校除了「叻」之外，給人的感覺是，特別是那三幾間轉了直資的傳統名校，明顯地學生都來自中產或以上的階層。

直資學校收的學費，有如讓你在常餐以外「加餸食飯」，在政府的資助以外，家長要再付學費。以往你沒有錢「加餸」，也可以進餐廳吃常餐，但現在的情况是有能力「加餸」的人才可以入餐廳，「吃常餐的唔該過隔離」。

這些學校是應該考慮，怎樣扭轉這個印象，不要令人覺得直資學校是為某個階層服務，因為教育的機會應該平等。

莊﹕還記得當年剛轉來讀，最震撼是唱校歌的氣勢，在屋村中學就沒有了。轉了直資後，傳統目前仍有多大的影響力？

程﹕學生對傳統的歸屬感（sense of heritage）仍然很強，這裏的預科生，可以用一周時間，親自為陸運會做一條十幾米長的橫額打氣，他們相當投入學校活動。

他們有自信、接觸不同東西的機會多、處事解難能力好些、自我形象極高。學生的使命感仍然很強，為了延續運動王國、音樂方面的出式表現，對傳統的承傳、繼往開來的態度仍然有。

名校•社會資本•抱負

莊﹕最近《星期日生活》副刊都有不少文章談及讀名校是怎樣一回事，身為名校的資深教師，你覺得讀名校是否有必要？

程﹕我只教過一年地區學校，我大半生人都在名校度過。名校的學生是較複雜，名校可以給學生信心，讓他們覺得與眾不同，你是拔萃、喇沙、皇仁、女拔……名校有自己的傳統風氣，要建立名校品牌一點也不容易。

其實很多學校也相當不錯，只是傳媒的焦點老是放在傳統名校。學校之間的差異是否如此大？我覺得未必的。很多屋村學校給學生很多發展空間，培養學生成材。我最討厭傳媒過分吹噓，花幾百萬、幾千萬買名校區的單位，增加子女進名校的機會，考不入便慘如哭喪，這些新聞很無聊。

入不到名校不是世界末日、不是失去教育機會，這些風氣是絕不值得鼓吹，這對其他學校不公平。家長是應該考慮，什麼學校適合自己的子女，不是一味盲目追求入名校，以為入到名校便「一天都光晒」，以及管教得太過分、照顧得太過分。

莊﹕兩種學校我也讀過。名校與一般學校的教育質素未必有大分別，但從實用的角度看，我的拔萃中學同學，現在都是專業人士了，有醫生、律師、各種師，現在便發現讀名校真的很有用。

程﹕你說了很重要的一點。這些學校的學生，出來社會後在不同的範疇各領風騷、獨當一面，形成很強的聯繫，這些是很強大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你畢業後打個電話、找個同學便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得到很多的資訊、照應和支援。這些無形強勢的特點，也令一些家庭著迷，希望子女躋身這些學校。

名校令你有些特別的經驗，繼續傳統的使命，自由多元的發展空間，令學生畢業後也會珍惜，畢業後同學有較強的互相支援，這正正是這些學校的優點。

莊﹕名校的教師跟其他學校的教師，有什麼不同的挑戰？

程﹕這裏的老師要懂得適應，你要明白學生的性格，然後因勢利導，引領他們發展，容志高老師做得很好。拔萃學生的課業和資質已十分優越，但他們仍是小孩子，我們身為教師要小心，我們能否教他們有更崇高的方向和目標？我們希望令他們發揮所長，更好地貢獻社會，而不是只出產一班功利的成功人士。

問 版主

答 程張迎

中文科老師，在男拔萃任教超過26年

比利時無癮樂施之旅

刊於《明報》十一月廿八日十一月，又是毅行者的日子，數千人不眠不休，由西頁北潭涌走到元朗大棠，三、四十小時連續不斷翻山越嶺。

這項Made in Hong Kong的慈善活動，近年來不斷向海外輸出，世界各地其他的樂施會分部，陸續開始辦毅行者，由○八年至今，加拿大、愛爾蘭、荷蘭、英國北、法國、德國已開始辦毅行者，而西班牙、澳洲布里斯班、印度及墨西哥的毅行者，將於明年啟航。

由○四年起（除了○六年），我每年都參加一次毅行者：○四年和○五年在香港參加（時間大約是29H27M、33H30M），○七年起開始走出香港，每年參加一個外國的毅行者，這四年間先後遠征日本、英國南、愛爾蘭及比利時，每次總是大開眼界，見識每個國家、不同文化，是如何舉辦毅行者。

香港最高難度兼最熱鬧、日本的風景最優美、愛爾蘭樂施會的職員義工最熱情好客、只有英國南仍是由尼泊爾藉的啹喀兵負責。全世界大概只有香港樂施會，需要在配給每隊的物資上寫下隊號識別，方便大會把亂拋垃圾的隊伍列入黑名單。

但最難忘和慘痛的一次是在比利時，令我第一次覺得山長水遠坐飛機參加毅行者，原來也有點「戇居」。

我都算有運氣，遇上有史以來最壞的天氣、最僵化嚴格的大會、最冷漠的樂施會職員。雖然比利時沒有多少山，但時限只有三十小時，較香港短十八小時，而且還規定你要在十二小時內，抵達四十六公里的三號檢查站，若超過十二小時還到不了便立刻取消資格，因為大會擔心若參加者翌日天亮前仍在森林，很容易在清晨的霧氣中迷路。我們在比利時沒有朋友，也沒有支援隊，除了每人身上的兩個杯麵、兩包燕麥粥外，只能靠比利時大會提供的食物。不少檢查站是只有熱啡、沒有熱水，想沖杯麵也沒有辦法，除了一個站有意粉、一個站有三文治，其餘的站只有樂施會出產，快要過期的「Fair Trade」薯片、白朱古力、及比石頭還要硬的果乾。

毅行者應該是一場山頭派對，支援隊、職員和義工在每個檢查站拍掌吶喊，香港的山頭人頭湧湧，不少參加者通宵開收音機，在麥徑山頭上輕談淺唱不夜天。愛爾蘭和英國的參加者比香港少，但檢查站也是相當熱鬧的，只要你堅持不放棄，樂施會的義工都會鼓勵你走下去．．．

但在比利時的檢查站，我被N次問到：「你們是否要退出？」當我們抵達二號檢查站，男職員告訴我們：「離三號檢查站還有十公里，但那個站將於一小時半後關門，不如你們現在退出，坐我們的車一同離開？」

「退出？我們山長水遠由香港來，怎可能這麼早便上車退出？」其實我們也不算慢，十小時已走了超過三十六公里，怎樣計也可以在時限前完成，有甚麼理由要我們現在上車？

見我們不想退出，這位哥哥便建議我們走捷徑：「不如你們直接去四號檢查站好了，這裡有路可以走過去，不要去三號檢查站啦！」「吓？走捷徑？唔係卦，坐十個小時飛機來比利時走捷徑？怎對得住我們的贊助人？」我們花了兩小時走這十公里。抵達三號檢查站後，站長大喝：「Three minutes, three minutes。」連廁所也趕不及去、水也沒有時間補充、休息不會也不可以，我們有如被追殺的逃兵、如被趕走的喪家犬，不能停、只能一直向走。

我們一直走下去，每次到新的檢查站，都親眼目睹印上樂施會標誌的橫額收起、帳篷及檯凳逐個被拆卸，我們在空地上食西北風，站長嚴厲下令醫護人員，不要再替輪候的參加者按摩，及趕我們這些仍在休息的參加者離開，好讓檢查站在時限前關門大吉。

還記得在最後一個檢查站，我們都很累了，連拿水的力氣也沒有，但職員忙於收拾東西，終於有一名女職員倒了杯水給我，但她同時贈你一句：「竟然要我服侍你囉。」

心想：「大姐，不用這麼委屈呀？至少我們也籌了兩萬元給你們啦！你們一聲多謝也沒有，只是不斷嫌我阻住你們收工．．．」

我們以廿九小時三十分抵達終點，職員都在等法定時間結束，然後放工會家休息，終點幾近沒有人，只有空的香檳瓶、地上滿是的銀粉和彩帶，為勝利者而設的派早已結束了。

謝謝比利時的樂施會，讓我明白原來毅行者成功捱到終點，也可以這麼無癮。

關愛不如公平

《明報》星期日副刊．10月24日

樂施會每年十一月都舉辦的毅行者，這項慈善活動深受市民山友歡迎，每年都為樂施會籌過二千萬的捐款。為了方便市民捐款，樂施會近年引入網上籌款，讓大家可以上網「碌卡」，捐贈各隊毅行者。

身邊有一些朋友參加毅行者，我曾嘗試到毅行者的網站捐款，當中列出一行說﹕「此網上付款系統由東亞銀行提供。」

但再看下一行，網站列出「銀行附加費」一欄，說﹕「你可協助樂施會減低行政開支，只需選擇『捐款包含銀行附加費（2%）。』」看到這裏，還是待下次見面才交善款好了，不要給東亞銀行賺附加費，這個網上捐款系統沒有多少人使用是意料中事。

為什麼不大大方方，把這些「零頭」附加費豁免算了，2%附加費可以為東亞銀行賺得多少？現在的結果多麼難看，原來東亞銀行連慈善捐款要收2%附加費，所以各 位善長不好意思，請你們捐多2%幫樂施會攤分行政開支啦！東亞銀行做了最壞公關示範，最終連那2%附加費也賺不了，因為大家寧願直接捐現金好了。

與其他地方比較，香港人算熱心公益，所以才熱心支持樂施會、奧比斯、東華三院、無國界醫生等團體各種籌款活動，還有每周六的賣旗籌款。以樂施會的毅行者為 例，48小時內走100公里山路這種高難度任務，參加的隊伍已逐年遞增至1150隊，還要抽中籤才可以有機會「折磨自己」，找朋友贊助毅行者也不困難，大 家都明白是什麼一回事，募捐時不需要花唇舌解釋。

但香港以外的社會，籌錢並不是這麼容易了。即使發達如日本，民間的籌款文 化仍是相當薄弱，日本人不會明白，為何每周六都有人在街上賣旗？若不是企業、學校動員舉辦，很少日本人會自發參與類似的活動。或多或少解釋了，即使日本山 景風光如畫，毅行者的終點就在富士山下，這一屆日本毅行者還是只有一百多隊參與，只是香港的七分之一，當中更有二、三十隊來自香港。

國民樂善好施未必好事

別以為歐洲人較樂善好施，英國以外的歐陸，籌款文化亦不比香港強。歐陸沒有賣旗籌款，當地的麥當勞也沒有捐款箱，大型籌款活動並不多。我去年愛爾蘭毅行者的 一名隊友是牛津大學的研究生。當她告訴意大利籍的教授，她要走100公里為樂施會籌錢，老師說﹕「？你要貼錢走100公里？我不如畀錢你去玩好了，不要拿 去捐。」

但大家不要以為，國民樂善好施一定是好事；國民對捐款冷漠，一定是壞事……

據英國 的Charities Aid Foundation（CAF）2006年研究，統計了12個較發達國家國民的捐款數目（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南非、愛爾蘭、荷蘭、德 國、法國、新加坡），排榜首的是美國和英國，兩國國民每年的個人捐款，約佔該國GDP的1.67%及0.73%；排榜末的是法國和德國，兩國國民每年的個 人捐款，只等於GDP的0.14%及0.22%。

CAF的發現是，國民樂善好施的程度，與社會平不平等及稅制有關係，法國和德國人要交多點稅項和社會保障金（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扶貧的工作由政府負責，NGO的角色是次要，所以國民捐錢給NGO的風氣不強烈。

另一方面，美國與後戴卓爾夫人的英國，國民捐款佔GDP的比例較高，因為政府提供的福利遠較歐陸政府少，稅務負擔較歐陸國家低，社會較不平等，貧富懸殊問題也嚴重得多，給NGO的捐款擔當了較重要的角色。

若從CAF的發現推論，NGO發展蓬勃和籌款活動的參與踴躍，某程度是反映社會的稅制的不足，所以才需要再透過籌款分配財富。香港並不需要「關愛基金」，而 是要定公平的稅制及法例，讓富可敵國、佔盡便宜的大財閥付他們應負的責任，接受合理的最低工資、停止剝削低下階層、以及繳付更多的稅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