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浩威
2012年1月1日原载《联合早报》
2012年1月1日原载《联合早报》
12月回国度假，却赶上了地铁频发事故期间。我虽是地铁常客，但幸好几次乘车的旅程也还顺利。追踪报章新闻和部落格，聆听在车厢中受困的朋友分享经验，固然能体会地铁事故给乘客带来的诸多不便， 但整个过程所呈现出的危机意义不在于事故本身，而是事发后SMRT解决问题的方式所暴露出的体制深层问题——那恐怕才是我们必须坦然面对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地铁事故是继今年大选后另一个新加坡历史的里程碑，它所引发的关注和舆论可被解读为新加坡的社会觉醒——这是一个社会的成长契机——其中的问题可总结为以下五点。
一、捉襟见肘的危机管理：每次地铁系统瘫痪后，工作人员都手忙脚乱，无法有效安抚乘客，快速提供明确的指示和信息。免费载送乘客的巴士半途迷路，更显工作人员的杂乱无章。好在这一系列事故都未酿成惨祸，但SMRT公司长期对乘客做出能充分面对危机的保障，非但不攻自破，还预示着新加坡将来若发生更为严重的事故，甚至恐怖袭击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激化矛盾的沟通问题：地铁停运后，下至地铁站工作人员模糊不清的信息，上至总裁苏碧华在面对媒体质询时的高姿态，以及事后议员成汉通失言所引发的“种族风波”，都充分说明了不论是普通的工作人员、管理层或执政者都普遍存在沟通问题。他们的措辞和态度不仅无法缓和公众情绪，反而有激化矛盾的危险。让人哭笑不得的沟通方式，将进一步消解体制的威信。
三、政经体制的缺乏透明度：由于国家体制和政府企业的媾和关系，两者相辅相成的利益，导致某企业如SMRT公司一旦发生问题时，公众无法准确掌握其中的信息，更甭论行使民主社会应有的问责权。体制透明度的有限，自然就构成了政府每每在面对公众质询时急于自我防卫的表现。在此次危机中，SMRT、交通部和陆交局个别必须承担的责任为何？公众是否仍要继续忍受当局高姿态的回应和有所保留的道歉？
四、唯贤制度的退化：SMRT公司是政府企业，人们不可避免会将之视为新加坡政体“高薪养贤”的精神延伸。当一个国家长期标榜拥有“世界第一流交通系统”、“一流政府”时，阶梯越是建得越高，一旦出现问题，领导人就越难以下台。网上对苏碧华的责骂和恶搞，反映的不只是对公众对她态度的不满，更折射出人们对唯贤制度的怀疑。不论是政体的高薪养廉或政府企业的高薪养贤，其运作逻辑都将服务对象定位为在付钱后才可享有权利的消费者。政府或外国人尽可抱怨新加坡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但对已经纳税付钱的新加坡人来说，怎么可能不认为物有所值的服务是理所当然的呢？特别是当他们在无奈接受当局“调高车费是为了保障服务水平”的理由后，还必须面对货不对板的情况？
五、经济效益迷信的破灭：如果说中国人迷信科学，那新加坡人迷信的就是经济效益了。SMRT是一个以盈利为首要目标的企业，而经济效益与开源节流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当局透露，最后一次检查地铁轨道是在10年前。这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不禁会让人们质问，到底地铁事故是否因维修时的偷工减料所导致？同时，另一个被多次回避的问题再次被搬到台面：原本应由国家供应的公共交通服务，全盘私营化到底是否弊多于利？经济效益的追求是否能以影响乘客安全为代价？如果私营公交系统是无法商榷的底线，那我们是否能容许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促成良性竞争，提高服务和安全水平？SMRT大概已经忘了，乘搭公交的“消费者”不只是企业的收入來源，更是将生命交托给你，有血有肉的人。
长久以来，安全快捷的交通系统是新加坡的建国神话，即国人建立国家认同感的重要象征之一。但神话已然破灭，国人锐气大挫。这也未必是件坏事，因为骄傲的新加坡人在批评其他国家的不足时，恐怕就得三思而行了。同时，被新加坡政府不断宣扬的“Singapore can never go wrong” 已不再是硬道理了。也许，开始接受“Singapore has to go wrong to grow up”的常态，我们会活得更实在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