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喜欢看，就“跌份儿”了？

-- 原载《南洋艺术》2011年第34期

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名来自美国的访问学者 W 给我们文化研究课的同学演讲，追述了一个有趣的个人经验。她在大学教工餐厅和文学系的同事聚餐时，有几名教授开始正儿八经地分享最近观看的电影，尽是一些严肃的艺术片。

突然，坐在W旁边的教授悄悄对她说，这些太无聊了吧，还不如现在热播的电视剧X呢（可惜我忘了电视剧的名字，就以X代替）。

W惊喜地叫起来，啊，原来你也看X！

又一名教授说，哎呀，我还以为只有我才喜欢看这种低俗的东西。

其他教授（包括之前对艺术片高谈阔论的）这时也忍不住“招供”，开始热烈讨论X。大家如释重负般，仿佛卸下了“不能说的秘密”之重担。全场好像变成了类似“Alcoholics Anonymous” （戒酒无名会）的 "Soap Anonymous"，只不过后者知道同事们都与自己有一样有共同“嗜好”后，也许就有了满足个人电视剧瘾的勇气了。

有趣的是，这些大多来自文学系的教授在同事和学生面前建立起一副有高尚艺术品味的形象，暗地里却猛追电视剧，生怕别人知道自己喜欢看电视剧而丢了知识分子的面子。用北京土话来说，也就是怕“跌份儿”。

在许多国家，电视剧的观众群往往被认定为中老年人妇女或青少年。有些在艺术或学术领域（尤其是传统人文学科类的）工作的人，如果也喜欢看电视剧，往往会将它视为个人私密的“不良嗜好”。

然而，这正好说明了通俗文化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就连看似在象牙塔中的学者也是有通俗趣味的。同时，他们的精英主义可能又让他们特别矫情，喜欢附庸风雅 。

当然也有另一种类似的情况，有些观众可能觉得自己在收看的电视剧不好看，甚至斥之为 “烂片”，却又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不停地看，最后还是兴趣昂然地把整套给看完了。也许，在这些观众心里深处，有一种审美追求是他不愿意告诉你的。他们喜欢看，但同时还必须骂几句，显得自己有文化品味或道德高尚一些。文化成为了一种包装，能显示个人的身份 。

法国的一名理论家曾在自己的论著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如果你要搞一个社会的阅读喜好调查，千万别指望它能反映现实情况，因为人们是不会把最喜欢的那本书如实地告诉你的。如果真说出来，就“跌份儿”了。

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畅销书排行榜就不能太信了。什么才是畅销书？也许就是你枕头底下的那本吧。

You can't Photoshop the Constitution

Whether the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look good or not on the portraits in our offices and schools is not an issue to me at all. With Photoshop, you can do a lot of magic to wrinkles and eye bags.But with the Constitution, you can't.


I seem to get the impression that people voting for TJS are hoping for some kind of opposition against the ruling party, which is missing the point. Constitutionally, the President post is not made for that. Only MPs serve this purpose. Of course we don't want a President who says yes to everything the government says or does, but we need someone who can hold his own, maintain his integrity but question and assert his constitutional powers when necessary. So it may be more helpful to imagine crucial scenarios like crises when national reserves need to be tapped on, appeals for clemency, meeting foreign dignitaries and gracing charity events. Who would be the best man for the job?


To think one can "punish" the PAP with your preferred President is not very pragmatic,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he has very limited powers. Democracy is contested and won during GE, and in the Parliament, but not at the Istana.

Cook it with Love, not Hate.

The act of cooking curry on National Curry Day is symbolic. Personally, it is a protest against the Community Mediation Centre's mismanagement of the issue than towards the PRC migrant family. To be honest, we can't totally blame the latter for thinking they had the right to ask their neighbours to stop cooking their food. Perhaps, a better question to ask would be, what made them feel that they had the right in the first place before they even approached CMC? 

Was it due to the failing multiracial image Singapore has been projecting--yes, this may be a multiracial country but if one belongs to the ethnic majority by virtue of skin colour, you can lay claim to some special right at the expense of minorities? Is the integration programme for migrants ineffective--newcomers are not properly briefed beforehand that they have to live with differences, and to live and let live? 

Note that the PRC migrant family actions were ultimately endorsed by CMC even though the mediator could have dealt with the situation differently. Doesn't mediation mean a compromise of sorts? Unfortunately, the mediator's solution seems to suggest that one's freedom has to be enjoyed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There can be no win-win situation. But doesn't mediation mean helping both parties to reach some consensus? The key word is facilitating, not instructing. The mediator has overstepped her boundaries. 

Worse still, the state, as represented by CMC in this context, has opened a can of worms. And the greatest irony? The Community Mediation Centre mediator's has given the meaning of "community" an ugly spin--it is about antagonism and resentment, not harmony and understanding.  

Curry has become the symbol of raci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Singapore. But integration in Singapore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should not only be about harmony. For me, it has more to do with compassion and empathy for people different from ourselves. So please, when you cook and enjoy your curry on National Curry Day, whether in Singapore or abroad, do it with LOVE, not HATE. Otherwise you might be no different from what CMC is promoting. 

Note: I thank Lin Shiyun for reminding me that the key word is love, not hate, in her response to my earlier wall post. 

无为是否能无不为？

曾被中共点名批判为“自由主义者”的著名学者刘军宁近日在《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中国古代自由主义的根源〉文章中提出，越来越多外国领导人和记者认为，“北京模式”或“北京共识”是一个比西式经济自由主义更有效的选择。对此，他表示怀疑。

文章还指出，以自由贸易、去管制、法治和私人企业发达为代表的华盛顿共识，推动了经济发展。而华盛顿共识之所以会成为共识，其倡导的问责性和私人企业精神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可靠元素。然而，当外国领导人和记者看到中国的摩登高楼、平坦宽阔的公路、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富裕的中国人，再参照其常年的百分之9增长率时，“北京模式”似乎让“华盛顿模式”不攻自破。

刘文进一步提到，北京模式虽然能让政府大刀阔斧地办事，事情做对的时候虽是可行的，但犯错时就会出现象文革或大跃进那样的历史悲剧。他指出，北京模式和其支持者的最后一道防线，便是论说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不适用于中国或亚洲任何地方——亚洲人和西方人看待国家与公民关系是不一样的。对中国人来说，和谐与秩序比个人权益来得更重要。在刘文看来，这是保守派拒绝自由化的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刘文认为如果西方人将集权主义视为中国原有的特点，那就是误解了中国文化。在他看来，今天被称为西式的自由主义，早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他以老子《道德经》“治大国，如烹小鲜”和黄宗羲思想为例，说明中国应该进一步民主自由化。尤其是当农民的土地被强夺豪取已成不争事实时，民权的捍卫和倡导更不应该被视为西方独有的概念。

尽管诚如刘军宁所言，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确实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而问责性的加强和法治的建立对公民权益的促进能起到一些作用，但刘文有值得再商榷之处。

今天谈的“中国”、“大国”都是现代性概念，与春秋时期的老子所说的“大国”相去甚远。如果老子当时说的“大国”指的是自己身处的楚国或整个周王朝，和今天幅员要大上好几十倍、城乡差距甚大、贫富更为悬殊、地域性差异更复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能相提并论？老子的无为是否就意味着现代西式的民主自由化？中国的进一步无为——经济自由化，又是否真的能使之无所不为？

尽管我们总是能在西方社会或中国古文献中找到现代中国应该民主自由化的论据，而公民的权益确实也是应该被捍卫的，但问题的重点恐怕还不是华盛顿共识或北京共识之间的取舍，而是这两者都没有被深刻地问题化。不断在西方和古代中国寻找现代中国的倒影，只不过是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打转。

再者，在讨论中西文化和政治差异的时候，记者和学者们经常会突出中国“儒家文化”、“亚洲价值观”和西方“自由民主”的对立，不论他们对此立场认同与否，但这也恐怕也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在于，在这些讨论中，作为近一百年来中西方共同的思想遗产——左翼思想——被方便地放逐在外。造成这种选择性历史失忆的因素很复杂，不仅因为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左翼思想在中西方的政治与文化实践形成了各自强烈的特点，加上后冷战政治格局及其话语角力，以及中国目前的高度资本主义化，让两者不容易找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

反讽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经济有赖于中国工厂大量的廉价劳工，而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又有赖于国内城乡的不平等关系，若要谈所谓共同的左翼思想遗产，只会让彼此更为尴尬。然而，如果我们能接受捍卫弱势族群权益是左翼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与民主自由的精神互补时，那去除历史失忆和打破后冷战僵局便成为了当下的迫切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刘文在肯定华盛顿共识之余，却忘了提及它使美国长期称霸世界的潜规则，即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剥削的殖民主义。这种规则，却吊诡而变相地在中国目前于非洲国家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中得到展现。没错，中国正在非洲迅速填补美国留下的霸权真空。就此而言，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差异真的有刘文所说的那么大吗？

中国目前的发展问题，到底是否能用华盛顿共识或北京共识来阐释或解决？所谓共识指的又是谁的共识？

无为，是否必然会让中国的社会底层、弱势族群的经济和法律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在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国家是否还能无为？而无为是否真能无不为？

《联合早报》2011年7月17日

Academia is like throwing parties (for a friend)

Academia is very much like throwing parties.

Some people get invited and some don't.

The lonely or influential ones throw their own parties so the guests can dance to the same tune.

Yes,  it is indeed true that for dialogue to take place or if you'd prefer, people to dance together, there has to be some kind of consensus. Or at least the understanding that it is ok to disagree.

But ironically, in many of these parties, consensus is censorious. It is reached based on the omission of alternative opinions or even the marginalisation of  political stands.

So don't be worried if one doesn't get invited to parties. Because there are countless parties of which the only guests are the hosts themselves. Some of them throw such parties throughout their lives and they seem terribly forlorn. But when real guests finally knock on their doors, they are turned away.

Therefore, one does not necessarily need to attend parties.

Fill the gap? You must be kidding...

刚开始说 “fill the gap”，知道是学术套语，却还真以为自己能为研究做点什么微薄的贡献；现在再说“fill the gap”，其实也不过是在早已人满为患的观众席中狼狈加塞，微薄献贡微谈不上，知识微薄才是真的，与其说“fill the gap”, 还不如说 “mind the gap”。

治学法门？

近日读书，略有感悟。知识的爬梳如修法，仿佛春蚕结茧，身似受缚，心犹度外；虽千丝万缕，却纠而不缠。只要沉着精进，终可破茧翻飞——此乃治学法门。当然，我自己连桑叶都还没吃足哩，何况结茧！

中国要做怎样的文明大国？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中国。作为暂时告别中国友人的书写，我当然可以多强调自己在北京和上海的愉快经验，而我确实也为京沪的发展感到惊喜。这两座引领着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移民城市，往往被视为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性的堡垒。尤其是在成功申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后，北京和上海似乎更可以名正言顺地编入世界大都会的名列中了。

北京的高楼大厦多了，街道上郁郁葱葱的树木多了，公共厕所也干净多了。上海地铁的便捷舒适，令人惊叹。

在北京乘搭公交时，几乎每次都会观察到有人主动让座给老幼病残者，而你推我挤的现象减少了，吐痰的人也少了。不论在公交车或地铁上，经常都可以看到各种中外文艺活动的视频广告，据说不少演出都场场爆满。

上海的出租车师傅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次是知道我要去换乘地铁，没有图挣那多一点车费，把我送到更近而方便的地方下车。另一次是坐上了一辆播放爵士乐的出租车，本身是乐手的司机一听到我喜欢爵士，便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对演奏和欣赏爵士的心得，直到抵达目的地时还意犹未尽。

多年后回到京沪，我确实充分感受到到两城市民在生活态度上已更加从容。

而人一旦从容，就有了尊严。

种种美好的经验，有时会让我产生疑惑：这真的是我过去认识与生活过的中国吗？中国已经一跃成为文明大国吗？然而，不论作为关心中国发展的研究者或前留学生，我知道这次京沪的体验，无论如何也不能代表一个仍面对城乡矛盾剧烈和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

看着象征经济强国的高楼大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存状态并存的时空错位感却断冲击着我的视线和思绪。在我赞叹上海出租车师傅的文化涵养时，仍要被他们频频不断的喇叭声和危险驾驶弄得烦躁不安。当我被北京地铁车上五光十色的商业和文艺广告疲劳轰炸时，不时会观察到乘客对那些来自农村的“不速之客”所施以的鄙夷眼光。

一次，一个穿着时髦的青年一看见有三个农民大包小包地走进车厢，翻了白眼后，疾步向另一个车厢走去。另一次，和一群人在公交车站等车，当中有两个蓬头垢面的男子将嗑过的瓜子壳扔了满地。值班的女清洁工不正眼瞧他们，一面清理瓜子壳，一面念念有词地批评他们“没素质”。又有一次，我在北京市郊区的街上，看到一个满身痞气的城管正叱喝一个看似来自乡下的男子。还有一次，好友在居住的小区里洗车。洗车工人竟是四五个看似十五六岁不到的小孩，在他们低垂的黝黑脸蛋上，我看到了稚气、麻木、早熟和恨意的交织。

“和谐社会”的繁华表象下，是剑拔弩张的社会矛盾，在京沪是暗流汹涌，在其他城市则被具象化为强烈的“暴动事件”。

经济的优越、 “城市文明”、“文化素质” 、“奥运”、“世博会”等国家话语的不断操练，也许造就了京沪的发展奇迹，更巩固了两城在中国城市中的优越地位。但 “文明”和“素质”不仅是一个相对于农村的城市标准，也是一个排外的概念，不断将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移民边缘化。曾被国家推为社会主义革命先锋的工农兵当中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里，被迫成为底层工人后，虽然仍是中国经济引擎的螺丝钉，却成为了各种最严重社会问题的承受者。他们像是高行健《车站》中那群永远等不到公交车到来的乘客。

导演贾樟柯的《站台》中，有一段情节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不散。一个山区农民和矿长签合同，矿长念出合同：“干活一天，工资5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旦出事，后果自负”。农民流露出憨厚的笑容，马上在合同上签了字。

行文至此，我的中国朋友可能又要说，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你们为什么总是喜欢挑我们的毛病啊？但面对这些在我眼前不断展演的吊诡现实，我想问的是，在取得经济成就之际，中国究竟想做一个怎样的大国？

所谓的文明，目前只体现在城市人的从容，但它是否还可以有更多的包容？尊严是城市人从容的根本，而包容则是对社会底层尊严的一种保护。到底中国要追求的是怎样的文明？

《联合早报》2011年6月26日

下一个冠名惹争议的会是谁？

本周在中国微博上最受关注的其中一个话题便是“清华楼冠名争议”。清华大学原名为“第四教学楼”的建筑在星期一挂上中英文的“真维斯楼”（Jeanswest Building）的牌匾，字的右下方还悬挂了一块专门用来介绍“真维斯”这个澳洲服装品牌的铭牌。此举引起不少清华师生和网民的炮轰，大多认为用服装品牌命名教学楼的做法过于商业化，破坏了校园的庄重与学术气息。

甚至有网民发微博调侃：“清华园四教被冠名真维斯楼后，杜蕾斯（安全套公司Durex）总裁紧急赶来清华大学争取冠名合作，在午后柔和的阳光中，他把目光投向了天文台。”尽管这段叙述纯属虚构，但只要将清华天文台的圆顶外形和杜蕾斯联想在一起，网民的讽刺意图昭然若揭。

据说，“真维斯楼”的铭牌后来在星期四被摘除，而网上同时也流传一张图片：铭牌被喷成白底红字，上面喷有“四教”二字，左上方还用黑笔写了“我爱清华”。有认为校方因舆论压力而被迫摘牌，但也有认为是学生恶搞让他们不得已为之。教学楼的冠名成为了校方与学生较劲的场域。

在一片骂声笑语和恶搞背后，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建筑冠名是世界各地的普遍做法，它同时也意味着公益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但一座校园建筑的名字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会招来清华师生和网民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建楼冠名是建立企业家个人或公司形象的公关手段，也是受益者用来吸引捐款的回报方式。但当冠名发生在与教育和文化相关的公共建筑上时，问题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首先，建筑的命名主要有两层意义：一、功能性的，也就是作为与其他建筑识别的符号；二、象征性的，涉及到与此建筑相关人士的自我想像，亦即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建筑名字还包含了人文精神的寄托。 例如以某个思想家或数学家冠名，期盼师生能以这些名人为学习楷模，倡导其名所代表的价值观。

尽管人们期望学术独立于商业和政治，但其实世界上不少大学都免不了成为国家御用的智囊机构和国内外企业的培训基地。学术、经济和政治是最常存在于社会的三一权力合谋，更何况是中国政治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摇篮——清华大学呢？作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高等院校之一，清华大学在冠名时所引发的争议，自然是要比其他大学还强烈的。

默认或了解这种三一权力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接受它通过名字得到具象化。如果一座校园建筑名字还有什么意义，那就是一种象征式作用：至少让人们可以保留一种“大学还是一块纯粹学术性的精神净土”之想像，哪怕是自欺欺人。

虽然中国网民在讨论“真维斯”事件时，大多强调其商业性入侵的层面，但另一条被刺痛的神经却未被谈及的，恐怕就是民族身份认同——亦即“文化侵略”的问题了。世界上不少大学，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往往都是民族主义的阵地。尽管中国大学早已经有很多建筑都以企业家姓名冠名，如 “邱德拔XX馆”、“逸夫楼”、“李兆基楼”等， 但其被接受程度肯定要比“真维斯”更高 。至少华商的名字印证了一种“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热心公益的中华式想像，甚至可以被用来说明海外华商“归国”参与“祖国母亲”的热心建设。

在这样的情况下，叫“真维斯”当然是要引起巨大反弹的，因为它挑战了建筑命名所形成的传统及文化想像，与星巴克咖啡馆在北京故宫开店时所引发的强烈抗议有相似之处。这是一种后殖民主义情结：就算我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资本主义这条道路，最少让我保留一点文化尊严吧。

然而，在故宫都有可能成为私人会所的商业化中国，有网民断言“中国房地产业或许不会继续气贯长虹，但卖冠名权又将成为另一大利润增长点”时，下一个冠名惹争议的若是北京大学，也不足为奇了。

在此分享另一则网民的微博：

A: 我在真维斯楼下，你在哪里？

B: 我在护舒宝大厦旁边啊

《联合早报》2011年5月29日

Facebook让你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公民？

原以为今年的大选会在伦敦投票的，所以我很早以前就在选举局网站注册了伦敦的住址。4月到6月份正好又在北京和上海调研，适逢大选期间。一到北京确定了在京住址后，马上就向当局更新了个人的选民记录，生怕无法收到选民通知书而失去投票权。作为阿裕尼的选民，我怎么会不珍惜和履行投票的神圣职责呢？大选结果诚然就如李显龙总理在竞选期间所说的：这是新加坡历史的“分水岭”。用中国人的话来说，社会媒体特别“给力”，大大推动了网民的政治参与，而背后有一些值得令人思考的问题，是我想谈谈的。

竞选期间，中国的火墙让我无法浏览面簿、YouTube、Twitter以及和谷歌相关的博客，屡次申请翻墙账户不遂，我也懒得再试，只能靠早报网和Asiaone 网络新闻追踪选情。好在家人和朋友不时都会从面簿上抓图或转载博客文章给我，让我能及时偷窥墙外的绚丽风景。到冷静日当天，还有热心好友将下载的YouTube视频电邮过来，让我望梅止渴。与其说我为“墙高一尺，人高一丈”而窃喜，还不如说我为主流媒体的改变感到高兴。在对照和反思社会媒体和主流媒体报道大选的视角后，特别感受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准确地说，那应该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压力：主流媒体被迫在不断跟进各个社会媒体网站的最新发展，报道选民在网上的意见。主流媒体视角的改变以及对反对党报道篇幅的增加，当然也与更多的政党竞选及其候选人素质提升的社会现实有关。在网络和现实的双重竞争下，主流媒体为了维持公信力，不得不表述更多元的政治观点，而当中最大的受益者当然还是新加坡人。

甚至有朋友兴奋地告诉我，Facebook让他为了一个真正的公民。没错，在这个时代，只有先成为网民，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公民，充分发挥民主参与的作用。在一个政府强势的国家，社会媒体尤其重要，而它对新加坡民主化的推动，已成为一个不争事实。不论是执政党、反对党、在野党和公民，都在有意识、系统化地使用网络资源，争取话语权，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范围。网民也不再只依赖Mr. Brown、Yawning Bread、Temasek Review 和The Online Citizen等获取非主流的政治信息，他们也开始在各自的面簿、博客和微博上积极讨论政治和社会课题，完全推翻了新加坡人政治冷感的迷思。

政治信仰的追求和个人的阶层属性，有时不一定相符。比如说，一个人也许是体制中的受益者，但她可能因为有不同的政治信仰而投出反对票。那些对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有好感，也感激执政党为阿裕尼集选区做出贡献的选民，也许因为社会媒体的开放，有了更宏观的政治视野而决定投反对票。在民智迅速增长的时候，过去主流话语常对投反对票者所使用的“忘恩负义”，显然已经成为一句脏话了。同样的，一个下层社会公民也许因为生活压迫而埋怨体制的不公，但她最终可能还是会投上维持现状的一票。选民的复杂心理是不易揣测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的合法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委托——这是公民权的根本所在。例如当司徒宇斌到波东巴西谢票时，选民提醒他机会是他们给的，要懂得珍惜，否则下届大选“还是会被打回原形的”。这是越来越多新加坡公民懂得划分政党、政府与国家这三种不同概念的现象。

社会媒体虽然能发挥一定的权力监督和开启民智的作用，而尽管反对党议员的人数创下建国以来的新高，但如果反对党要修改宪法，恐怕还要走更长远的路。到竞选后期，当执政党对工人党采取攻势，指他们有心要“夺权”时，仍无法力挽狂澜，影响选情。政治本来就是权力之争，而选民大多都知道若要与人民行动党分庭抗礼，还需要长久的努力，加上新加坡体制中政经谋和的利害关系，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在政治理想主义的面谱背后，往往存在着一个如何巩固和扩大自身利益的问题，这是政治的根本。不论是个人、政党，甚至媒体，首先都应被视作“政治动物”。人的利益或信仰被威胁时，也许会被迫妥协，但也可能会有更大的反弹，以强硬的方式保全自身与阵营利益。当我们在肯定社会媒体对新加坡民主化的推动作用，赞叹面簿使自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公民时，不应忘记网络相对开放的言论空间是与政府对新媒体所采取的怀柔政策有关的。台湾人在自豪地回顾自己的政治史时，除了肯定民运分子的奋斗以外，当然也不忘提到蒋经国在1987年的解严行动。值得关注的是，执政党政府接下来是否会因利害关系而调整新媒体的管制呢？多年以后，当新加坡人回顾自己的政治史时，我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叙述呢？或者说，后人会以怎样的方式去记载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呢？ 是cebook d

《联合早报》201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