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书写@流苏

蚂蚁唱歌——英培安的办刊寓言 英培安（1947-2021） 曾说过一则关于训练蚂蚁唱歌的“笑话”：有个被监禁了二十年的人，在漫长又孤寂的牢狱生涯里，竭尽所能训练一只蚂蚁唱歌。出狱后，他到酒吧庆祝，借此向人显示自己的成就。当他从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蚂蚁放在桌上，兴奋地对酒保说：“你看，这只蚂蚁……”话未说完，酒保食指用力往蚂蚁身上一捏，说了声对不起，然后把蚂蚁弹掉。二十年的心血，弹指间全毁了。 这则“笑话”写在《蚂蚁唱歌》这篇短文中 ，而短文刊登在英培安编辑的第十一期《接触》杂志 。英培安会想起这只“悲情的蚂蚁”，是感到在功利社会里，他那样的“穷书生”办一份文化艺术杂志，就像训练蚂蚁唱歌一样的不可思议。他写道： “不过，《接触》这只蚂蚁倒比笑话中的蚂蚁幸运了一些；它还有机会唱歌，而且唱了一年。但会唱歌的蚂蚁毕竟仍是只蚂蚁，在这个热衷于生产率和利润的社会，是没有多少人关心的；它的命运，迟早也会像笑话中的那只蚂蚁一样。” 确实，《接触》在第十二期刊登《停刊启事》 ： “如果《接触》的出版在本地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这是支持它的朋友们与出版人共同创造出来的。但我们毕竟不是财团，也不是政府支持的文化机构，既不能承受重大的亏蚀，也自认没有本地某些作家们常挂在口上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只好暂时停刊。” 因经费不足而停刊的文艺杂志不少 ，仿佛这是它们的宿命，《接触》也不例外。在创刊前，《接触》还面对申请准证及审核的问题。英培安曾感叹，在本地要办一份严肃的文化杂志，尤其是严肃的华文杂志，是十分困难的事。他在《接触》第二期里写了篇《官僚还是钳制？》 ，述说其原委，质疑审查制度与批评之余，亦期待改变。 “蚂蚁唱歌”犹如英培安的办刊寓言。 不过，那是90年代初的经历。时移世易，制度改善了，经费已是次要问题，杂志内容和编辑素质才是关键，更值得关注。 英培安青年时就已热衷办杂志， 他个人编辑的第一本文学杂志《茶座》（1969-1972）出版了15期。停刊后接着办《前卫》（1973）期刊，但只有两期 。之后，到中年又萌生创办《接触》（1991-1992）这样严肃的文化杂志，持续了12期，仍躲不过停刊的命运，却也是英培安办的最后一份杂志。这三份独立出版的刊物，可说是英培安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美学观、人文思想与社会意识的再现文本。英培安对于西方文艺思潮、本土社会时事、文化现象以及世界局势的...

一座“城”的景深及其光影再现——《文字现象2023》序 The joy of writing. The power of preserving. Revenge on a mortal hand ——By Wislawa Szymborska from "No End of Fun", 1967 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1923-2012）在1996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时说： “灵感总会去造访某一群人，那些自觉选择自己的职业，并且用爱和想象力去经营工作的人。”写作需要灵感毋庸置疑。如何运用爱和想象力来经营写作，以使灵感时时到访，这是写作者需要接受的挑战。诚然，这正是辛波斯卡诗中的“The Joy of Writing”——写作的喜悦，也是写作者最享受的。 故说《文艺城》是一座收纳与再现作者灵感的“城堡”， 怎样展现异彩纷呈的灵感则是编辑劳心的工作。作为《文字现象2023》的主编，我亦体验之前八位主编所经历的阅读旅程和抉择困境；取舍作品难免主观，却很纠结。不过，他们都带着各自独特的美学观、敏锐的判断力与愉悦之心跨越了。让《文艺城》年度作品选集，从初始的第一本“文字现象的发生”（杜南发，2015）逐年开展，衍生不同的编选概念与题旨，随后以“阅读旅程与文学风景”（柯思仁，2016），“岛屿探索，记忆重现”（希尼尔，2017），“跌撞跨界的身影如此迷人”（林康，2018），“百年知新”（游俊豪，2019），“文学，大疫年的精神疫苗”（余云，2020），“现象与形象，返照与开始”（林高，2021）到“文学小场域的大作为”（陈志锐，2022）。这几本选集已对八年来《文艺城》里各式各样作品的内涵与技艺，无论宏观或微观，都做了不同面向与维度的审视与展现。至此任务来到第九年，主编要如何编选？或有怎样的构思，乃至发掘不一样风格的作品，以突显这一年选集的特色？这确是我的难题。我的“凡人之手——A mortal hand”怎样解决难题，以使选集作为“保存的力量——The power of preserving”见其成效？我苦思冥想。 构思之际，出席台湾学人作家吴明益的一场闭门讲座“一本书的完成”， 购其关于摄影的散文集《浮光》（台北：新经典文化，2014），读到他引述英格兰艺术评论家兼诗人画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