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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

那种像革命一样闹得轰轰烈烈的文学的时代我以为已经过去了,因为这革命也已经把自己革完了,只留下一番苦涩、一种乏味,无聊乃至于反胃。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其所以轰动,不幸全在于政治的需要,或受攻击,或被捧场,不由自主弄成了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一个靶子,以至于丧失了文学的本性。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或政治势力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着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者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其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种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 係 无非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或若干人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精神上的一种交流。作者本不对读者负有多少责任,读者也不必对作者有所苛求,读与不读全在于自己的选择。 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于大众或者说对于社会,不负有什么义务,伦理或道义上的是非的裁决其实都是好事的批评家们另外加上去的,同作者并无关 係 。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冷的文学,以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乃至于抒怀言志的文学。这种冷的文学自然不会有什么新闻价值,引不起公众的注意。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 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念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诚然,这样的作家较之他的作品还更多一层困难,因为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谋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就其本身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自我满足。不过,一个社会再怎样繁荣,再怎样有声有色,倘竟容不下这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又不能不令人悲哀。 然而,历史并不在乎这种悲哀,只记录人类的活动,或者也并不留下记录。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为数不多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曾出版,更别说造成什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