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书写@流苏

《红树林里的飨宴》 海明威在 50 年代写给友人的信上说：「 如果你够幸运，在年轻时呆过巴黎，那么巴黎将永远跟着你，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飨宴。 」喜欢这句话，不是巴黎，不是飨宴，是“流动”，似水流淌，恒久的生命力。 翻阅海明威的巴黎回忆录《流动的飨宴》（ A Moveable Feast,1962 ） 是想把它当作自传体散文教材，岂料读着、读着，确实不是巴黎，是流动的文字，是海明威的叙事语言，让我着迷。在自序结尾，他说： 「 假如读者愿意的话，这本书可以当着小说来读。然而把它当作小说来读也许可以更清楚看出其中的事实。 」看来，海明威很清楚，他的生活经历对很多人来说如同小说的虚构，富于戏剧性和传奇色彩。他相当确定自己的文字有激发读者想象力的功能。 因为太喜欢了，便把海明威描写在圣米榭（ St.-Michel ）广场上 一家雅净的咖啡馆内的一段“艳遇”摘录到简报上：「 一个女孩走进咖啡馆，独个儿在临窗的桌子旁坐下。她长得很美，脸蛋清新有如新铸的钱币 —— 假如可以用柔滑的肌肉和雨水洗过的皮肤来铸钱币的话。她的头发黝黑得好似乌鸦的翅膀，剪成一刀齐，斜遮住她的脸。我凝视着她，她牵扰了我的思绪，使我异常兴奋。我很想把她写进我的小说，或者别的什么作品里，但她坐在能看见街道和咖啡馆入口的地方，所以我知道，她在等人。我于是继续写作。 …… 我看见你了，美人儿，现在你是属于我的，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我以后能否再见到你，我心里想。你属于我，整个巴黎也都属于我，而我属于这本笔记本和这支铅笔。 」 试图让学生看到，怎样的创造力，能用清新脸蛋上的柔滑肌肤来铸造钱币？面对陌生女郎，谁敢这样坦荡说爱？谁又能如此恣意的拥有巴黎，而又让写作拥有自己呢？硬汉小说家的柔情在字里行间醇醇发酵，让读者为之醺醺然。所以，什么年纪呆过巴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海明威和他的书写。不晓得学生看出我的兴奋吗？也许我言不及义。 　　 第一次到巴黎是 25 年前的夏天，当时没来得及认识海明威，确也年轻，对巴黎充满浪漫的幻想，只是那趟走马看花的旅途上都是浮光掠影。塞纳河畔的记忆裹在一条红格子围巾里在岸边给风吹乱了头发；凯旋门则被四方八面涌入的汽车团团堵塞处境窘迫；埃菲尔铁塔下黑压压的挤满争相留影的游客；每顿餐食都在规定的时限内解决而食不知味；露天咖啡座只是巴士窗外匆匆掠过的幻影。罗浮宫、圣母大教...

英培安对欧美作家的文艺著作及创作理论、西方古今哲学、历史、艺术论著等的广泛涉猎、细读、做阅读推介、写评论等，他在这方面的文字即见诸于他不同时期编辑的杂志，如《茶座》 （ 1969-1972 ） 与《接触》（ 1991-1992 ）。 英培安指出， 70 年代同人杂志能够生存，是因为可以拿到学校售卖，销量很不错。后期的《茶座》社会批判意识日 渐浓厚 ，更关注世界局势，比如刊载关于越战的评述文章。此时，英培安的思想已开始转变，对现代诗的个人主义思想产生质疑，他的诗风转为浅显，有一种鲍勃·迪伦（ Bob Dlyan,1941- ） 式的民歌风格，此时他也跟现代派诗友逐渐疏远。 70 年代中期以后，英培安停办文学杂志，直到 1990 年代初才再次办刊。

60 、 70 年代新华文学场，“六八世代”是一群反叛意识强烈，逐渐摆脱五四文学主流，向西方现代文学寻找精神支援与创作资源，充满自觉意识与创造力的年轻诗人，他们各有一番见解，也就充分展现新华现代主义先行者的创作观。  

「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思索存在的意义」 《不存在的情人》（台北：唐山出版社，2007） 高行健说：“小说家无力改造这令人困惑的世界，也无法改变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只提供一种认知，嘲弄或玩味这困境中的人生。”（《小说艺术》 2008 ： 44 ） 「存在的困境：虚构与真实」 英培安的短篇《不存在的情人》即提出现代人存在（虚与实）的问题。现代人活在自己建构的理想世界中才有意义，还是得到社会的认可，追随主流价值观才有存在的意义呢？换言之，作家试图在情节中探讨现代人存在的本质，进而审视真实与虚构世界的异同。这是个哲学命题，理应由哲学家去阐释，不是小说家的本分。英培安用虚构的“故事”与“人物”，让作家身分的叙述者跟自己创造的小说人物对话，甚至萌生暧昧情愫，暗示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悖反关系，隐喻现代人存在的困境。 小说中的“培培”是叙述者所写的广播剧《大山与培培》的女主角，也就是叙述者创造出来的人物，她的生活遭遇、性格、思想、外貌都是创作者赋予的，一个纯属文本中的虚构人物。然而，培培却走出文本，出现在叙述者的办公室，在他的现实生活里“存在”着。她阅读着叙述者的书籍和出版作品，听他谈文论艺，也埋怨他为自己安排的伴侣，甚至质疑创作者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并鼓励他跟自己一起离开不适合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对叙述者而言，培培的“现身”是荒谬的，他困惑却无法抑制内心的欢愉，还萌生情欲的念头，仿佛成了背叛妻子的丈夫，内心亦充满愧疚感。 然而，“出走”、“偷情”或“背叛”等荒诞情境只是小说的布局，读者可以关注的是叙事语言的意涵。存在主义哲学一直是英培安作品中蕴藏的思想意识，且不时引用沙特的话语。譬如，培培说她“离开虚构的剧情到真实的世界需要很大的意志”，叙述者便引出“意志”的阐述；“沙特说：自由一旦爆发，连上帝也没有办法。女人争取自由的意志，强烈得令人难以想象。” 英培安善于在叙述中表现荒诞的情境，借以思索人的存在问题。培培试图说服叙述者跟她一起离开，指出他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从事了二十多年的创作，其存在仍是虚无的。他们的“对话”具有思辩意味： “你看到架子上的书吗？全都是我写与出版的。” “是吗？但是我在外面翻阅别人编的文学集子，翻阅别人编的所谓文学大系时，却根本看不到你做过任何东西。在这儿，你是等于不存在的，因为我是你的创作，你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