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书写@流苏

早报《文艺城》2004.9.14  近日，身上有两种痛，一种是腰肌劳损造成的疼痛；一种是华初丢名造成的心痛。两种痛的成因虽然迥异，但同时交叠发作在一副孱弱的躯体内，情绪紊乱是预期的症状。 我体验着走向人生中途的复杂情境：该激情的时候，显得冷漠；该沉稳的时候，显得急躁；该爱的时候退缩，该恨的时候却懦弱；该死的时候像阴沟里的蟑螂拼命求存，该活下去的时候像熟烂的香蕉，外皮斑斑点点，内里软软绵绵。情绪在这么多该与不该之间徘徊，落泪是惟一的出路。 在一个腰肌阵痛的夜里，忆在电话中问我对华初改名的看法。当下肉体的疼痛使我的情感短路，我异常冷漠。想着南大复名的“教训”，这也不就是岛国教育史上的另一场“政治游戏”，讲多无味。 夜深，辗转反侧，痛楚不断，悲情来袭。 想到冯焕好老师常说的“薪火相传”、想到自己曾经写过的一篇散文《我的路从黄城开始》；想到《华初文丛》为我出版的第一本集子《人生是花》；想到文福的《唱一首 华初 的歌》；想到《黄城夜韵》；想到二十多年来仍在身边的阿哲、阿宝；想到被我选作教学文本的“梁文福”、“柯思仁”、“蔡深江”、“李慧玲”。站在教育学院的讲堂上，我总是有意识地搜索那些来自华初的年轻眼神；想到生活里的欢喜忧愁、蜚短流长，总也离不开华初人，唉 …… 想太多了，眼泪就来了。 龙应台有一句话我感触极深，“当知识份子可以快意恩仇，作行政官员必须忍辱负重”。依我的性子，当“知识份子”显得浅薄，作“行政官员”又过于莽撞。在教育圈子里浮沉多年，荒谬的政策，霸权的官僚，我是经历过的。它们或像我腰背上的伤，反反复复，痊愈是不可能的；隐隐作痛是潜伏状态；到躺不是坐也不是的时候，就会明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奈。既然华初改名已成（铁一般）事实（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的体制会有一套“说法”让群众心服口服），无论感性书写： “我纯粹只是要表达对华初的难过和不舍；为一个不够好的理由弃名，华初想必哑口无言，任由未知的理想摆弄。” （蔡深江《丢名的难过》）或理性的表述： “我觉得华中和华初比较幸运的，还是可以决定怎么改，改什么。在这个决定学校的未来，决定校名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相对独立自主的权力，不必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 （李慧玲《改名》），都起不了扭转乾坤或聊以自慰的效益。 我想失去就是失去；表面看来是失去一个“名字”或一种“称呼”，深究是放弃 / 遗...

在仰光的几天，除了车程 超过 半小时以上的地方，大部分时候都是步行到目的地。以旅舍为起点，向左向右，拐弯、直行，一条街、一个十字路口，沿着道路边缓缓步行。早上九点前出旅舍，沿途街道通畅，方向明确。午后回来，道上摆满各式蔬果、杂粮、日用品、书报及小吃摊位，通行道变窄，人客如潮，穿梭其中，很难辨认方向，兜兜转转，走了不少远路。阵雨突如其来，撑伞人多，路又湿滑，行走更不容易。我较喜欢走在公路边，不时要留心往来的车辆，却宽敞自在。道旁有树荫，就凉快一下，日晒就开伞，遇到阵雨，被雨水浇洒一阵，反而清凉消暑。六月雨季，不是这里的旅游旺季，外来者少，冷清反而好，民生不被打扰。火车站月台上，多是当地居民，扛着大包小包的杂货、拎着装饭食的篮子，穿着传统纱笼、蹬着拖鞋、女人小孩两颊上抹一层淡黄的 Thannkha （香木粉浆），清爽又护肤， 日子庸常，与世无争。 翁山故居（ 1962 年改为“翁山博物馆” Bogyoke Aung San Museum ）后院草地上，有一座拿着锄头在锄地的翁山塑像。裹着纱笼，赤着脚板，清瘦但结实，跟普通人一样，和穿军装英气的模样有别。应该说这个翁山更像个憨实的农夫，俭朴平凡。翁山在筹组新政府之时，人民对他充满信心，并寄予厚望，他却开诚布公地说：“ But I am neither a god, wizard nor magician. Only a man. Not a heavenly being, I can only have the powers of a man. I am very young. The responsibility I now bear is that of standing at the very head to carry the burdens of the whole country. I do not consider that I have all the qualifications necessary to bear that burden. Also many people know that I am short tempered. That is my nature. When I am busy and harassed, I get short tempered. I shall ...

仰光大学正门 到仰光大学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校园里 几乎 没有人，宁静而空寂的气氛，感觉很不错。想在校园内下车，边走边看，司机却说他可以开着车四处兜转，不用走路。也好，接受他的建议。校园很大，建筑物之间的距离不近，且都重门深锁无法进入，在校园里做什么呢？谁会在这样的校园里散步？后来查阅资料，发现大学其实不允许外人进入。哦，成了闯入者！大门入口处确是有人看守，但没有阻拦计程车驶入，想拍张贴着大学蓝图的告示牌，却被看守人员遏止。站在通向大学深处笔直又平坦的路上，无所事事。尽管无所事事，感觉还是舒畅的。来仰光大学因为翁山苏姬的住家就在附近，算是顺道。其实心里很想看看，看什么？看苏姬笔下，父亲翁山的思想启蒙地与滔滔辩才的磨练场。 30 年代初，翁山从缅甸中部的小乡镇(Natmauk)，踏入象征西方现代知识文明的大学殿堂，由一个生性孤僻寡言又体质孱弱的小伙子，经历新式教育的洗礼，换骨脱胎成为思想激进的仰光学生会领袖，策划学运、加入反政府青年团，以至后来到日本接受军训，建立国民军，领导反英殖民及抗日战争，为缅甸争取独立，草拟民主宪章，在曙光将至之时却遭枪杀身亡。这是一条充满迷思的奋斗历程。苏姬在记载父亲的史料中读到，也在母亲的教诲、前辈战友的追述中了解，深受感召。 苏姬曾说：“ When I honour my father, I honour all those who stand for political integrity in Burma.（当我向父亲致敬的时候，我同时向所有忠诚于政治的缅甸人致敬。） ” 诚然，翁山之前及之后有不少仰光大学生在反强权，反专制、争取民主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奉献自己的青春与血泪。一座弥漫着浓重民主气息与反叛精神的校园，是该看一看。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云诡谲、暴力镇压、强制关闭，大学校园已不复当年的风采。 民主之路 其实，何谓民主？怎样的体制才符合民主？“五四运动”是民主吗？还是“六四”？“集选区”是民主吗？还是“多党制”是民主？我已经越来越搞不懂了。成长于相对民主的岛国，是我幸运吧。 身边带着苏姬的“ Freedom from Fear ”（ 1995 ）一书，现实中看不到的，或可到文字里探寻。 1990 年她在获得“萨哈罗夫人权奖”（ 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