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书写@流苏

教书以后，我学会了更多的关怀与爱。过去，活着总是为自己的欢喜哀愁而欢喜哀愁；为自己的爱恨憎恶而爱恨憎恶。一直以来，老是接受别人的爱与宽恕，老是要求别人对我好，对我真心。从来，没想过这种仅仅为一己延续的生命是多么单薄、多么贫乏！现在，活着更多时候是为身边的“孩子们”休休戚戚。 这种感觉，经常在夜阑人静，独坐反思的时候，默默地肯定我的选择。我告诉自己，我应该认真地对待我的“孩子们”；不单把语言文字传授给他们，更多更重要的是为他们培养一颗柔软的心，学习感受人生的真善美...... （〈让我欢喜让我忧〉1992/5/31） 重读18年前的文字，不知该感动，还是自嘲？ 两星期前，接到一通电话，成熟的男声，语调是曾经熟悉的调皮，他说我是那个TPJC把你气到半死的家伙。原来是18年前毕业的学生。他说昨天母亲在整理旧东西时，翻出他20年前写的作文，上面有我的评语，想起我，网上搜索找到我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便打来了。我叫出了他的名字，也想起了那段“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日子。男生已经是个5岁女孩的父亲了。聊了一阵他说：老师，你怎么跟从前一样，还是那么爱啰嗦！后来他给我简信：you still speak like you used to be 20 years ago......Haha,Chinese talk can,write got problem.Communicate in national language please. 周末回来又看到他寄来的电邮： It's really difficult seeking you......The essays I wrote and the stark remarks that your had so kindly offer left a lasting memory in my pathethic journey during that 2 years, albeit a good one.......Hey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after all these years?Do you still nag like the old days... ;) haha.... 那时候爱听周华健的〈花心〉，如今夏川里美〈花〉的曲调较接近我的情怀。

喜欢阅读郭宝昆的文字，因为他常常让我思考，思考我应该如何思考，thinking about thinking. “......If you measure one generation in terms of 20 years,that is three generations.The present student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is about 400,000. I think 40 years ago the student population was probably larger, at half a million.So over 45 years to 50 years,three generations,1.5 million Singaporeans have actually gone through the National Library.For many,not once or twice,but many times.I think we all remember something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Now,1.5 million out of 3.2 million Singaporeans have the National Library as a part of their lived memories.How do you compare that value with the value of re-tunneling the route?How do you compare that value with the National Day Parade,for which we pour in probably hundreds of millions,if not more,over the last 35 years? Nobody would deny the legitimacy or necessity of the National Day Parade,but how does it compare with the lived memory in our blood,bodies,emotions,and thinking,all of w...

不只人在生活习惯上有洁癖，社会中的语言文化也有洁癖。 翻阅1990年秋季出版的《风见鸡杂志》创刊号，读到郭宝昆的评论《洁癖的负面》，突然很怀念。 亲爱的读者，怀念纯属我个人的情绪，这篇评论和已故郭宝昆的批判性思考却是岛国集体的记忆。 郭宝崐〈洁癖的负面〉 新加坡爱整洁全世界闻名，近年来已经成为国人自尊自豪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爱洁成癖也有它的负面，就拿文学和戏剧来说，我们的洁癖表现之一是：在语言上狂热地追求纯正，标准，规范化。语言（如华语）要标准化，语汇要规范化，一切以北京为标准，久而久之，发音的标准和用语的规范化已经成为评定一个人语言能力的主要依据；这一偏重，就使文采和个性失去了应有的地位。 在语文课堂里，把〈汉语词典〉当成标准是对的，但是在文艺领域里（不论是创作还是欣赏），生活的形形色色的特殊性必须受到尊重，不能求取标准。理由很简单：艺术就是要创造个性；否定了生活中语言的千种百样，就否定了千百样人物的个性。语言一标准化，作品必然一般化。语言一规范化，艺术所反应的生活必然规范化。 比如〈芝麻绿豆〉呈现的是最斑斓的新加坡生活面，但是一套上华语的规范，语言马上高度人工化了；而且，为了避免语言的“罗惹化”，不得不把非华人的生活排除掉。在这种政策的长期指导下，孩子们都被鼓励讲标准华语，用标准词汇。然而，孩子们周围的语言环境并不是这样纯的。其结果是：孩子们从小在生活中的语言应用上，和学校的语言学习上，就被设置了一个过滤的机制。这个机制的作用就是叫孩子们不要敏锐地聆听生活中无比丰富的人声，不要去吸收那些字典上查不到的（可偏偏又是最亲切表达力最强的）民俗词语。 久而久之，我们年轻人的语言趋向一般化，个性和文采也越来越弱。 实际上，谁都知道字典永远是跟着语言现实的转变而转变的。为什么我们老是否定自己的个性而去追随别人呢？我们本来说“宵夜”，不知道谁哪一天发现北京人原来是说“夜宵”的，因此，一声令下，现在“宵夜”就被评定为错言。香港人还是在说“宵夜”，为什么北京的说法就对？如果说那是因为标准华语是以北京为依据，那么，北京人说“耗子”，我们说老鼠是错吗？如果今天有个学生写华文作文把街写成“惹兰”，八成会被改成街；但是有谁去反对上海人把小巷说成“弄堂”，或反对北京人吧它叫“胡同”吗？ 我也不是要提倡故意往方言或自创用语里头狂钻，而是说，我们在承认必须有字典提供基本系统指导的同时，应该...

在蒋勋的《我的老师陈映真》（1988）一文中，读到一段陈映真早年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文字： 可以用最一般性的意义这样说：现代主义是一种反抗。能够对现代主义稍微做发生学的考查的人，就能明白：现代主义如何是对于被欧战揭破了的、欧洲既有价值底反抗，又如何是对于急速的工业化社会所强施于个人的、划一性底反抗。台湾的现代派，在囫囵吞枣下现代主义的时候，也吞下了这种反抗的最抽象的意义。我说‘抽象的意义’，是因为在反抗之先，必须有一个被反抗的东西。然而，与整个中国的精神，思想的历史整个儿疏离着的台湾的现代派们，实在说，连这种反抗的对象都没有了。（〈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1967） 蒋勋说：“陈映真先生对于台湾现代主义深刻的反省与检讨，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来自于他自己曾经切身经过最深的对现代主义的摸索吧。他早期小说中颓放自苦的主角，理想堕落之后的自戕毁灭，那种蚀啃生命的本质上的绝望，放之于台湾现代主义所有的作品中，至今亦仍然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求真若渴，爱人如己” （陈映真写在蒋勋高中毕业纪念册上的箴言） *阅读本地现实主义与现代派作家或信徒们各说各话或相互口诛笔伐的文献资料，脑海里浮现陈映真深沉的目光，如戈，戳穿所有的虚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