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报纸是一座都市,则副刊正如层层叠叠的建筑物之间,开出一片翠绿的公园,让市民从容享受宽敞幽静。而形形色色的专栏与专刊,正如公园四周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剧场。一座都市如果没有这些,就太单调、太现实、太没有文化了。” (《凭一张地图》:页54) 余光中在1985年的一篇题为《舞台与讲台》的文章中对香港报纸的副刊提出批评,认为它们“抒情既不怎么文学,主知也不怎么文化”。 查找资料的当儿,不经意地读到这篇文字。停下工作,想想,一座都市,即使有了外观挺相样的“图书馆、博物院、艺术馆、剧场”,却没有好好地培养市民的阅读习惯、观赏嗜好、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重视,所有的建筑不就只是生活中的海市蜃楼吗?不过,这个比喻确实点出了副刊对一个城市的文学的催化效用。 眼前,摊着一叠叠发黄的《文艺城》,藏着整整二十年的文学记忆。年初,从培芳优雅的寓所迁移到我东部书房清冷的地板上。我没敢大动作翻阅它们,担心眼皮敏感,承受不住报纸日积月累的尘埃,开始发痒。 约培芳喝茶前,她在电话里谨慎地问:“我能回答你什么问题呢?”似担心她不能给我提供什么有用的参考资料。我则期待看到当年的编辑看着自己昔日的“创作”,有怎样的一种神情? 培芳凝视《文艺城》的神态,单纯地说就是一种深情。 像R翻到自己的那一张剪报,嘴角不禁流露一抹骄傲,又矫捷地将它吞回,用一种不合时宜的口吻说:“这是在下”,掩饰“生命探索者”的自负。他老同学歌词里唱着的“那个不合时宜的城市书生”,把热烈的青春和冷静的思考留在《文艺城•年轻族群系列》中,诚如殷宋玮的评析《以理御情的创作者》(《文艺城》14/12/1989)。我倒觉得应合了英国反战诗人西格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 1886-1967)的那句诗:“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 出自In me, past, present, future meet)理性和感性,阳刚与阴柔本就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也是文学创作的本质内涵。 培芳把她在《文艺城》的七百多个昼夜,许多外行人难以理解的编辑艰辛,折叠得整整齐齐,顺序排列,完好无损地给了我。这份深情,我将如何诠释,怎样收藏呢? 套上塑料手套,戴上口罩,静夜里 ,掀开一叠1990年的《文艺城》,空气里飞散着过期报纸的霉味,一边翻看,一边喃喃自语,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