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界线

快开始了，新一段的旅程。

只不过，就像在复旦时一样，从这一年到那一年的交会，除了那秒针一瞬间的跳动外，就应该是天际的璀璨烟火。

人呢，只是继续被推着走；或者，其实我们还站在原地做准备，地球也照常天旋地转，只不过在这个时刻，我们暂且感受到它的律动，就如偶尔站着看白云在蓝天中缓缓飘过。

一句话：我们都长大了，并将继续成长。

世间那一片叶

一辈子，二十四节气的蜕变。
风的滋润，雨的轻触
正如那金黄阳光，透射着温暖
大自然的血液，在我的脉搏中流淌。

悬挂
凭细细的一端，连接母体。
尘埃的拥抱，哄我入眠，
渐而酣睡
在一片叶的梦里。

总结2008

时间的步伐，又快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并开始马拉松的另一圈长奔。

毕业之前的日子，很陶醉，所以也就是“过去让它过去”。不论是神殿前的记忆，或是毕业典礼那天的倾盆大雨，就连那暂时离别的哀伤，皆已化为心头的甜滋滋。

而过去四个月，活得很辛苦，但也很幸福，以致我竟不知该如何启齿。

这是开始认识我自己的阶段：

真正明白孤单的苦涩与回甘；
真正体味爱的五味杂陈；
真正看清教育之梦的实质目标与此历史阶段等待进行的工作；
真正启动“正、反、合”的自我认知程序——剥离、解构、迷茫、组装、重构、接受我之为我的一切；
真正看清自己的意义，从“意义”的无意义转向“无意义”的意义，从否定的虚无到积极介入生命的空灵……

其实，这一切露骨的表白，如果不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就是显得太过虚浮而单薄。只不过，现在没有时间、精力和心思把那篇《与“市”相容的苍凉》写出来。一只如我这般渺小的生物，要与一座庞大的城市和已死去多年的幽灵对话，不是简单的事。所以，只能先以这些文字充数，好来个“有头有尾”，正式翻过一白页，谱写2009。

那师者淡淡的成就感

曾经在实习的时候，认识了这样一群孩子：很少人相信他们有能力，因为他们就是《小孩不笨》中所谓的“烂苹果”。

我并没有给他们上课，只是替一名同事去代了一次班，由此而认识他们。也不知怎么，之后整个实习期间，下了课之后几乎就是和这些孩子玩在一起。

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发觉原来他们身上有着过人却无从释放的潜能。他们缺乏自信，他们也缺乏有能听他们说话、拉他们一把的师长。也许因为年龄相近，也可能因为自己这个大家眼中的high-flyer 其实有着与他们的脆弱与迷茫相似的体验，于是，渐渐得到他们的信任。

几周前，听说其中一名男生，到了工艺教育学院后，第一学期绩点4.00，第二学期排名全班第一。而且，也结交了新的女朋友，走出他生命的一段黑暗期。

又得悉那些年纪较小的孩子，在今年的会考中成绩不俗，并确定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其中一名还告诉我，她决定选择当护士——而这是几乎超出我意料之外的，因为这些孩子总是显得如此胆怯。

这些孩子的成就与快乐，是最棒的圣诞礼物。

教师，没有义务和权利去过度干涉学生的生活。但是，能与孩子一同成长，与他们一起划过生命起伏的巨浪，品味着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咸，何等惬意。教好某一个科目，是教师的工作；但教好孩子们，使他们不再迷途，却是师者无法被剥夺的“天职”。

幼稚的文字，浅白的意思，却是多少为人师者一天天失去的真挚……这是人性的弱点，导致现代社会的人格扭曲，使人步向万劫不复。但愿被邪恶腐蚀了的灵魂，能够悬崖勒马；或是像电玩游戏一样，game over了之后，重头再来……

谦虚与自信

有位副教授曾告诫我：“你有股傲气”
也有很多人说，我不懂谦虚
而最好的朋友却告诉我：“你不够自信”
也许，表现得高傲，正是因为缺乏对自己的充分理解
Empty vessels make the most noise
这句话不假
总是担心，谦虚会给人不够魄力的印象
却经常过度地把鲜嫩的肉外露，曝出那百般纠结的细红血管
张牙舞爪地哈哈大笑
也许，从来没有学过
什么是稳重，什么是高贵
只有一个声音，不断在脑中回荡：
Quiet confidence, quiet confidence, that's all you need
and that's all there has to be
但是，我那芥末式的性格
能够改变吗？
其实，我诚心希望做真实的自己：
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却总有比我更强的人将我慑服
保留对前辈与师长的尊敬与谦卑，却不让自己的看法触碰他们的神经
明知自己的与众不同，却不需去向谁解释什么，包括自己
以及
将灵魂晒在烈阳之下，受尽各种折腾，以获得更大的力量
去理解并解救那些迷失了的后辈与学生。
奖掖后进，总看似那样的简单
但在长辈心里，怀着多少未完成而破碎的梦，又有何种的惋惜与遗憾
会被我继承，又被我遗留给下一代？

【联合早报】莫忘母语

● 彭世灼

　　近日《联合早报》有两则关于华文教育的报导，引入关注。这是个历史性的话题，大声疾呼多个世代了，殊不知到今天还是那样的“新”。

　 　交流站12月13日刊出庄国文的《华文教育的前途掌握在华文老师手中》，指出新加坡华文、华语失去广泛使用的大环境后，陷入了在学校小环境打转的困境。 华文老师默默耕耘，在面临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况下，仍然孜孜不倦地坚守岗位，并使尽办法在教学上激起学生的兴趣。华文老师的际遇，读来令人难过。

　　这篇文章说明了一个真实现况，我国华文教育日益淡化、边缘化。曾有报导说我国讲英语的家庭每年以2％的比率推进。多年前放宽大学入学标准，不必通过母语考试便能进入大学就读之后，“现实”的影响不言而喻。

　　若不切实采取应对方针，或即使制定政策而不见成效，华人的母语可能变成英语，华语则变成外语了。

　 　另一则发言来自马大历史教授邱家金。他呼应马哈迪的儿子慕克力的言论，宣称华人应该放弃母语教育，理由是要在充满竞争的世界上生存，而华文有碍求存之 道，所以应该扬弃。这种论调受到马华及华社组织强烈炮轰。马国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认为，此说令人啼笑皆非，是因马教授没受过华文教育，不了解中华文化所 致。

　　虽然新马两国国情不同，但两国都有部分人，不是少数人，对母语教育持有相似的看法，以功利物质为先，漠视母语的价值。英语确是世界主要沟通语言之一，有理；但若为了学好英语而践踏母语，无理，更是无情。

　　眼光如豆，依凭直觉，因袭陈旧的独断和偏见，最终受到损害的是自身。诸如此类，不足为训。

要靠传统精神力挽狂澜

　　整理旧书，我翻到一本1967年香港出版的杂志《人物与思想》，当中有一段李光耀资政关于母语的言谈：“我所付出的代价是心酸的，当我年轻时，祖母送我到一间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时，由于那种鹦鹉式的背诵教育法使我极为反感。两年后我转入英文学校后便把中文搁置了。

“从50年代起，我开始学中文，学习母语是必须的。那不单学习语文本身，而是通过语文中所记载的传说、神话、寓言、谚语等，使我们能了解整个的价值系统和人生哲学，以致我们能在现今疯狂的世界中，保持我们社会结构的完好而不受损害。”

　　相隔40多年，李资政之登高博见，充满睿智，依旧铿然有声。

　　这段谈话重心有二：一、在语言教学法上务必认真讲究，要求尽善尽美，不容妥协；二、在于母语的重要性，无可争辩。

　　李资政对传统文化浸润的重视，对人文素质的仰赖，始终如一，一直维系到今天。但问题还是问题。母语教育的前途，端视家长和社会对下一代人的前途（不单只是“钱途”）的考量。社会风习偏离了正轨，有待严肃加以纠正。

　　目前情势慢慢转变，随着神州大地登上世界舞台，在东风吹暖大地时，华文的需求愈来愈大，华文的社会地位也日显切要。在我们岛国，鼓励加强学习华文之声不绝于耳。这是华文在实用上的后起之大势。

　　另一方面，在母语承载的人文价值，唯有在家国面临危难之际才能显见，传统精神实质有望能力挽狂澜。这不能不令人警醒，是下决心的时候了，容不得漠视！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张小娴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想念，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想念，
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而是用自己冷漠的心对爱你的人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

华文教育的未来导向

1）逐渐培训教师进行课程设计，注重校本课程的比重
2）提供教师更多的教学培训，比如进行差异教学的方法，逐渐增加教师的自主性
3）中央教材的角色，必须逐渐从“教本”转为“学本”，并且加入更多的读本因素
4）中央考试或许无法取消，但必须教导教师掌握能够配合中央考试的assessment for learning技巧

周六酒吧+尖沙咀的"kurusumasu"装饰

Bear's Quote

When ideals are gravitated by reality, they become beliefs that root us in our lives.

口出狂言

一位朋友发来邮件，其中提到：

偶尔听到你的一些狂言（其实也并非偶尔），不管虚实，现在的我已懒得理睬（虽然以前一度相信；口耳相传真的确很有影响力；尤其是半明不明的叙述），只是想劝你说话要留意点，尤其要观察人心。信任不是靠感觉的，是靠长久交心与认识的。所以在‘得意’（开心）时不要‘忘形’（口出狂言），收起一些些坦诚，展现多些观察，然后再看看什么话可以对什么人说。

于是，作了以下回复：

如果说"狂言"，也不外是关于华文教育，或是更广义的做公务员时的行事风格。不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但如果是贴近"打压"、"控制"、"压迫"一类的话，是的，那确实是我说的。要称之为"狂言"也行，但那真的是我的真心话。特别是来了香港之后，自己学会了一件事：从来就没有办法取悦所有人。很多人其实为了自我利益在行事，包括我自己。对于我，我相信的是，当我接受担任某一个职位时，我会以这个职位要求我达到的"群体利益"出发，而尽管我会愿意接受其他的意见，但当任何人的想法或作风与我要达到的大目标冲突或是背道而驰时，他的日子不会好过，就是那么简单。当然，这不是说我会以"压迫"的手段去应对。学了4年中国文学，就总要掌握"文人相轻"的道理。这背后的意思就是要"尖酸刻薄得很温柔敦厚"。这是一种手腕，而只要是政治家，血液里都或多或少有这种特质。当然，这很容易沦为"权欲"，但世界从来并不是黑或白。最后，会发现，要左右逢源，最后只能是一事无成。就连批评家，也从来不是平等看待所有世人的。龙应台教会我的是，"要学会偏激"。然后，从偏激中学会找到一个立足点，并把眼光放在群体利益的终极目标。别人转述时，也许会曲解我的意思。就让他们去说吧。最后，如亚里士多德说的，行动才是关键。佛祖也说过，karma is intention。

这也就是说，当我好似不看对象地说狂言时，我其实有着这样一种心态：我对自己所说的，带有一种真诚。即使在别人那里看似狂傲不羁，只要我懂得克制，就够了。因此，我会不介意对所有人说出同样的话，而不需要选择性地看对象。至于那些gossips，我从来就没在意。这也正是为什么我的笔名是"素怀"，blog 的副标题是"白心于人前也是一种姿态"。把自己赤裸裸摊开在所有人面前，并不意味着我没有秘密，而是说，我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展现给你看，你要断章取义我无所谓，因为我的复杂性也已经铺陈在你面前。鲁迅不给看客看戏，我偏偏就要让那些注视我的人看到他们眼花缭乱，有gossip的话题。最后，他们也会闷的，或是开始自我怀疑（就如你此刻的半信半疑——究竟炜雄是什么样一个人？）。戏中戏，戏中戏中还有戏，这就是对付那些故意耍弄我的人的方法。只有负面的评价，才能让一个人的好凸显出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

这也就是说，除了那些已经与我行万里路的朋友，我从来就没有完全过任何人，也从不完全信任别人说的一切，特别是可能与我产生利益冲突的人。谁有可能反咬我一口，我心里是有数的。自从A君的事后，我也学会了：永远要给自己留后路。

而当然，这整份邮件也可以算是"狂言"，但从哲学意义上说，一旦文字写了出来，它们就有独立生命，与作者脱离关系。很多时候，文学理论只从"读者的阐释"这个层面看问题，却没有预见现实生活中，一个心机重的人，他的文字其实全是与他无关的躯壳。要摆脱文章的责任，其实很简单的——逻辑背后本来就有漏洞可利用，就看人需要用到什么程度。因此，文字狱从效果上是最明显的，但从策略上却是最笨的。真正聪明的，是魏晋玄学家那种不动声色地以道家思想灌入儒家思想，但最终的目的依然是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性。仔细读刚刚这句话，其中的蹊跷也正是魏晋风度的精神核心。把其他人的手法或过程误认为那个人的最终目标，把现象中总结出来的个人判断作为对他人的固定见解，这类人其实最无知，而且才是真正单纯的。

很感谢你能够把这些话告诉我，证明你还是很真切地看待我这个人。但你也一样，千万不要太信任人，包括我——出卖总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我很明确地把朋友分成两类人：一类人，是"出卖"我但其实已经掉入我的陷阱，或是我早已铺好退路；另一类，也就那屈指可数的几个，是我信任并 "允许"他们出卖我的人。对后者，我从来不写邮件，也不谈教育，更不讲理想。对他们，我只展现我自己，而且只用死无对证的言语沟通。

香港这几个月让我明白的是：越是交往得越深，你就越不知道别人何时在戴面具，何时把面具脱下来喘一口气。越是看起来单纯和简单的人，你其实就离他的本质越远。这个教训，是我对你的坦诚所能给予的报答。


我真的疯了？不见得，只是突然发觉，人可以有很多面，而我至少是有三面的：作为政治家的我，作为教育家的我，以及，作为独立个体的我……

孤军作战

这标题有双重含义：

1）兄弟最近一直做梦，我也常做梦却从未记得梦的内容。但是，今天却做了一个烙印在记忆中的梦。有某人将我和另一名好友做比较，说我总是想些严肃的问题，犹如那清澈的水，清新却无味，可以解渴却没有吸引人喝太多的能力。朋友则既有严肃亦有虚浮，是溶解了某些杂质和调味的水，鲜甜却不一定能彻底解渴。

做梦能做到这样诗意，我真是疯了。但这背后，是否还有某种未能道出的意义，并解释我的性格与理想？

2）突然回想近来有一位老师说，自己很努力尝试许多新的教学策略，却总觉得只有自己在尝试。她能毫无顾忌地把这一切告诉我，证明她对我的信任。既然她在做的和我的研究有关，仿佛也激起了我的动力，并为我的研究增添了多一层的意义。


但愿勇士们日后都不再需要“孤军作战”。

It's the season to be chocolatey

Christmas is coming, and the buildings in HK are dressed in neon lights. Santa, reindeer, X'mas trees everywhere. Even the electric trams are draped in strings of shimmering bulbs.

And on my side, lots and lots and lots of chocolate! Anyone's got a sweet tooth tonight? I'm willing to share them with you! =D

Before we get to Christmas, however, there's first of all 冬至 this Sunday. Apparently it's a big occasion for Hong Kongers.. A day for family reunions. Interesting thing is they don't eat much tang yuan here on this day. I guess they must be sick of it since they get it as much as they want with so many dessert stalls around. In any case, think I'll stay at home that day to have a sumptuous dinner with Ah Po - she's making jiao zi! Woo hoo...

A season to relax, so hope my prof gets off my back soon. I'll probably be 'disappearing' after the 24th...

And yes, big Joyce is arriving in HK soon! Lan Kwai Fong, here I come！

2009年要写的文章

人总要把该做的事记下，不然一霎那就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太忙了，或是被懒散征服。

2009要写的文章有很多，不知是否能全完成，但姑且记下，以备日后参照之用。


散文：
- 《与“市”相容的苍凉》：记香港的这几个月，心中与眼中的矛盾统一。找寻某种与张爱玲“苍凉”眼界的某种历史联系。


社论：
- 《文化对比与华社精神重整：中学华文教学的一条出路》：借鉴西方第二语言教学经验，谈论语言教学中学生掌握一定的语文基础后，应该如何往前推进。重心在以文化对比为中心范畴，而前提是必须对华社内部精神（包括“新”华社对固有精神的重新包装）与年轻华人的思想激荡/混乱进行讨论与探索。



专栏：
- 《在“合”与“忍”之间》：谈新旧移民的分野与调和，认为其与种族融合并不一定要同等视之。以香港的多元性为参照点，并反思令人窒息的“国民教育”与“集体”的意义。

-《言论自由：扰攘或和音》：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对言论自由进行讨论。归结到底，犹如人权的讨论，总是必须带入“责任”/“义务”。进而涉及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键文化历史区别，并提出这将是我国日后出现观念隔阂的一个根本因素。

- 《历史转折与知识分子之声》：讨论中国友人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拿着扬声机，漂浮在天际的犬儒幽魂”，并与西方语境下“知识分子”与精英主义进行对比。

-《印度的“社会—历史恐怖主义”》：谈恐怖主义凸显的印度社会问题，特别是青少年问题。回忆一名回教学生问我是否知道奥萨马，露出崇拜与仰慕的神情，并与争取印度独立的游击队成员相提并论。

-《展望中国2009》：“五四运动”90周年、解放6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民主与权力的讨论、中国政府对言论与示威的处理、呼吁政治改革的声音……2009年应该有好戏看。

-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以世博会的标语入手，记录与上海社工的聊天反思。谈作为“城市”的上海，包括各区的“特色追求”与不平衡发展；人民生活的特殊性；以及那支离破碎的“小资情调”。

-《所谓的“双文化”》：谈我们的肤浅与日后“永远”的落后。当中国知识界是一手经史子集，另一手西方文史哲的时候，我们就等着挨打与被殖民吧。

突发奇想

1. Interesting与“很有意思”相比起来，怎么前者总有贬义的阴影笼罩？人们总是在看不懂或听不懂我说什么的时候，就会说Oh! Interesting~~~，成为一种阻断话题向前的敷衍；而当人说“你那文章很有意思”，似乎则带有某种邀请你继续把话题接着讲的含义。当然，这只是个人经验的总结，不代表上帝的立场。

2. 近来不断在各种不同场合与语境下，听到学者指出，我们除了看到问题和令人郁闷、担忧的事，也不能忽略成就或令人开心、振奋的另一面。对于新加坡政治图景的态度应该如此，看待中国千百年的文化也应该如此。有时，我也真觉得，为社会担忧者，很难真的快乐起来。但是，我想，这些意见的指向，应该是：要把所有的烦恼，化为正面的力量。就如魏晋那么混乱的时代，却能造就机智、活力、自由、美丽一样。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不然，一个天天嬉皮笑脸的社会批判者，若不被指控为人格分裂，就是戴着绵羊面具的老虎，准备随时张牙舞爪，疯狂厮杀。

人权的悖论

（此文刊登在今天的《联合早报》“新声带”专栏。）

最近看一名印度朋友的博客，有一篇思考人权的文章，引起我的注意。

事情的缘由，是印度一些非政府组织通过“贫民窟旅游”（slum tourism）来唤起外界对印度城市贫民现状的认识，并由此募集捐款。某家电视台报道了这种行为，并试图理解大众对此的看法。一名受访的人权积极分子满腔愤慨地说：“我非常强烈地认为这是最恶劣的人权侵犯行为。”

我的友人接着指出，换成是十年前的她，肯定也会说出同样的话。正如她多年前看欧洲的电视节目时，对于西方媒体常常将印度刻画为“贫瘠蛮横之地”，或是以“舞蛇人”巩固“东方神秘主义”，却从不介绍印度的其他成就，总让她倒胃口。

然而，自己成立了慈善组织，从事贫民窟教育，十年来的“实战经验”，让这位友人此刻不再那么亢奋。她说，十年来，要自己的国人为其他贫困的同胞伸出援手，哪怕只是一天捐出一卢比（相当于一杯茶的价格的三分之一），总是困难重重。跨出自家国门，结合旅游业来引起外国人对印度贫民的关注，好像残酷而不人道。然而，当印度人对自己的同胞普遍不在乎的时候，这却是非政府组织维持运作的方法，也是改善印度社会现状的最佳途径。

当人权积极分子始终为自己坚守的理想摇旗呐喊时，印度的城市里，每时每刻却有一个孩子因没饭吃而饿死。当非政府组织实实在在地行动起来，让外界看清印度下层的现实，由此筹款来让贫民能有饭吃、有书读时，却好像是在“卖国”，在侵犯自己的同胞的“人权”。

这位朋友，道出了人权的悖论。理想与现实，总存在着太多的错位。而这种感悟，之所以有震撼力，在于它不出于一个旁观者的逻辑推断，而是当局者实际经验的总结。

发生在印度的事件，好像是孤立个案。然而，在与印度比邻的中国大陆上，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悖论，难道不正在上演吗？本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六十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出，目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与此同时，媒体上也报道了上海工人和北京外交部外的群众示威与请命，以及“异议分子”因签署公开信、呼吁民主而遭逮捕的新闻。

伦理学与政治学，常常相互渗透，却亦有一线之差。很多时候，当伦理化的人权被政治化，就容易使维护人类共性的人权转化成为个人或某利益集体服务的工具。就上述印度的例子而言，人权积极分子的立场也许导向某种“自由主义”，以此争取足够影响政治的“声量”，而像我朋友那样的公益组织人士，则总是着眼于最根本的群众温饱问题。同样的逻辑，亦适用于解释“异议分子”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之间两种绝然矛盾的立场。

而我们身处其中的亚细安，成立“人权组织”，也面对相同的问题：当一个家族中的兄弟姐妹性格迥然时，如何为他们设定整齐划一的行为标准，以及在这个标准下留给他们多大的伸展空间，始终不是简单明了的事。除了坐标意义之外，亚细安的人权机构如果要实在地做出什么贡献，也许必须学会正视并正面回应摆脱不掉的 “人权悖论”。

在谈人权的时候，经常必须区分手段和目的。而就同样作为目的的权利，则总有不同程度的迫切性与先后顺序。人权，本来是让生活水平悬殊、思想境界迥异、集体利益不协调的人，达致某种平等。但是，许多时候，把人类团结起来的，也恰恰是人权那种作为“共同理想”的特质。试图将过于理想化的观念，体现在现实操作中，有时反而容易造就类似《动物农场》中的局面：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的更加平等。

（作者是香港大学硕士研究生。）

读了老骆的演讲稿之后……

B：

读了你寄来的演讲，知道吗，我流泪了。这眼泪中夹杂的，是某种感激——感激我自己的成长；感激我终于找到形容这阵子的自己的恰当表述；感激我原来一直坚持的某种东西，竟然和鲁迅的道路有种遥遥相应的共性。很多时候，静了下来，我会思考这四年中文系究竟带给我了什么。读了这篇讲义，我明白了：我，就是自己这四年所学到的东西。也许，我也是很"个人主义"的，但却不断地试图把自己瓦解在别人的价值实现之中。这也许是把karma最大程度地内化的表现，但很多时候，特别是这几个月来，对于现代社会，不论是香港或新加坡，我真的感受到：我愿意介入许多的事务之中，我愿意本着某种改变现状或遏止悲剧的心态，以我那没多少人看的文章去干涉现实，但总有一份"疏离"——就是那种个体融入不进集体的感受。这次回上海，其实在很多程度上，我也有相同的感觉。只不过，在上海，我有朋友可以"晤言用自写（泻）"。我逐渐明白，为什么我会情愿在云南的农村或是印度的贫民窟中生活了。这是一种真实的欲望，不是对现实的逃避。于是，昨晚狂写了《钻入土壤，迈向地球中心》这样的文章。

有篇文章，我一直在构思，叫做《与"市"相容的苍凉》。很奇妙的，我竟在自己身上，发现了鲁迅、周作人和张爱玲三人的影子，而这三人在许多方面其实是矛盾的。但是，人从来就不能程序化地设定自己，只是随着际遇，逐渐发觉自己是谁。也许是这样，我并不喜欢看小说，因为总觉得，自己的生命其实已经不是双臂能撑起的。不知你是否曾感受过自己的支离破碎，我至少有过两次。一次是妈妈去世前，寻求生命与灵魂的意义；第二次，是近来被思想和情感的矛盾与辩证纠结得喘不过气。感觉，就像一条《被》。

回到鲁迅，如果说，我也曾走过他那"振臂一呼而万民而应者云集"的10年代，目前正走着的是20年代的彷徨，并走着《野草》的边缘。当然，我没有资格去与他相比，毕竟我的学识终究肤浅，文笔也是粗鄙得很，但我只觉得，很奇妙的，我竟感受到经历的可比性。也许，我也是魏晋时代的喜爱者。不过，总觉得幸亏自己当时没选择到北大念魏晋方向的研究生，否则，我会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最终非但于世不容，甚至形成一种畸形的个性与人生哲学。

麻木，这是可怕的东西；因为，如果不要麻木，就必须保持敏感，而始终会被折腾。于是，越是靠近家门，就越容易麻木，因为社会表面的繁荣，能轻易使我们许多人被"按摩"得忘了自己。但愿正式进入教育界后，在不伤大雅、不失大局的情况下，我能继续坚持本真的我。

考试加油，注意保暖。

雄

hey偉雄

我在王德峰那里看到的是一種欣賞生活的藝術氣質，很貴族的藝術生活。而在駱玉明那里看到了是生活藝術，一種參透了人性，和維持人生意義的規則。我相信你應該比我還清楚，畢竟你上過他的課，并也有很多比我更深刻的領會。我們渺小的人總是得與更大的一些東西掛鉤，宗教、責任、國家等。而這些恰恰是最能給我們生命意義的。但是一旦和這些靠得太緊，我們的靈性卻又日趨變得暗淡。但少了意義，我們又會變得虛無。而駱玉明從文學得到的是一股在人造的社會中讓他的人性發光的力量。我想你流淚了，也是一個很漂亮的感動――人在渺小的時候還是可以達到崇高的。

文人都是多情的。你的多情，比較知性。搞大事業的人確實是不能不知性，但知性的人也不代表不能多情。（感覺很像繞口令）我想說的是，或許你真的不喜歡讀小說，但你若不喜歡小說，你身上三個不同的影子，兩個怎么又是偉大的小說家呀？有誰不喜歡讀小說呢？但小說讀多了，會讓我們頹廢。

但我還是很喜歡文學，因為小說能維持我的光。有時候，人就真的很像小說中的人物。倘若你“选择到北大念魏晋方向的研究生”了，你就比較不“偉雄”了嗎？可能還會有不一樣的體會吧？文森也是因為一個戲劇盒的戲劇比賽才能認識柯思仁，從柯思仁認識林奕華，然后再到香港。但這一切沒有發生的話，文森應該不會變得更小吧？我很相信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的。

這學期，或者在復旦，我覺得上的最開心的課，就是黃蓓的《追憶似水年華》。這本書太偉大了。藝術的偉大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感動。它能維持我們的生命，也能讓我們看到表象世界之下的真。Hmm..藝術的意義講得太清楚，就變得越空乏，還是體會的好。話說回來，最近我也是有點害怕。害怕是因為最近一直在想，新加坡的文化，是種什么樣的文化。這個文化的光究竟有多大。但想來也蠻鼓舞的，至少我以后的事業有了更大的意義。

扯得太遠了。。我覺得駱玉明有一句對我來說非常深刻，人可以受苦，但不可以讓你的老婆受苦。擴展開來，也不可以讓你的家人，身邊的人，朋友，學生受苦。當然對你來說，這個擴展可以開得更大，因為你有這份能力。而能力越大，真的是責任越大（不只是spiderman的名言），責任越大，壓力也越大。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感到過于壓力，但有的話，身邊（不是physically）還是會有朋友可以互通有無的。

加油偉雄。

cheers,

B

B:

谢谢你的这些话。我特别喜欢"你的多情，比较知性"，这样的形容，很新鲜，却也似乎恰当。

本来想着要保留对话中的某种aura，preserve the magic and not reply，但还是忍不住要多说几句。

其实，把很多很多的事想通，回归某种"本位"后，也就没有难以负荷的压力。最近也在思考历史感，发觉我们可以根据现状有很多的愿景，并会尝试去实现这一切，但每个"历史阶段"有着它的特殊性，要安稳也就只能按部就班。黑格尔，我也有点信的，也很难说什么必然性；然而，人总不是历史，因为个体就是从始到终的直线，而历史可以有多种形态的进行式。在哲学意义上，历史是时间的派生物，而时间是什么样一个东西，相信看过"In Search of Lost Time"的你，应该有所体会。身体的衰老，却是难以制止、绝对的的必然进行式。在最不抽象的层面上，灵与肉的纠结，便是心理时间与生理时间之间的博弈。

你看过鲁迅的杂文吗？张爱玲的学术论文呢，读过吗？这两人是文学史上的"小说家"，但我从他们身上获得的，却不只来自他们的小说。或许，昨天应该写但删掉了的是，当自己的生命犹如小说一般曲折、精彩，当每天看报纸犹如在看电影一般，人就会觉得，他没有读太多小说的必要。我想，活得自觉的时候，其实，就犹如自己之外还有一副属于自己的眼睛，在看自己的生活（很绕口吧）。若小说就如你说的那样，维持你的光，我似乎总是在感受着那真正的太阳所照耀的光芒。我想，古人也似乎是如此吧。在还未有小说出现前，大部分知识分子除了读经，就是读史，然后写诗。小说逐渐发达的时代，却恰恰是内在压抑与性感扭曲的年代。明代理学逐渐发掘情感的时候，以为是找寻到人的真实与完整，却已经是难以挽回的悲惨境遇。《红楼梦》与《史记》，很难说那一本好，但在现阶段，我是更喜欢后者的。

对了，如果你对虚无和现代性的价值有兴趣，而哲学已经打了一点基础，介绍你看看海德格尔的《林中路》。这本书，我从大一啃到大四，到现在还是不是会反刍，却似乎只懂了40%左右。其中谈尼采的部分，专门讲"虚无"，特别是消除一个大家经常犯的误解，以为"虚无"便是与"悲观"和"被动"相联系。其中有一种力量，一种类似于你反思新加坡文化却得到鼓舞的力量。

新加坡文化，我也在思考。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因为经济、政治、人的存在状态与生活态度有许许多多的相似性。但是，我真的真的觉得，"小民"实在可爱极了。茶餐厅里的活力，比起铜锣湾那人潮汹涌，更加令我动心，更具有一种原始却细致的纯纯美感。也许，香港令我痴迷的，是现实生活中那种带有生命力的荒凉：小巷里的人物、独立在山上遛狗的菲佣、中环地铁站早晨，上班族那种犹如千军万马出征的皮鞋交响曲（真的很特别，下次来带你去听听）、湾仔的桥上，午餐时间穿着相同黑色洋装的工作人士，好似黑蚁倾巢而出……这些最不贵族的人，反而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的矛盾性，使反讽与怜悯同时呈现。

许多话，我不想太理性地说透，因为西方逻各斯是有它的局限的，正如康德已经表明的那样。巴门尼德认为，一切能说得出的才是真理；近乎同时代的老子，却说"道可道，非常道"。凡"看"，就一定有距离；凡"写"，就已经是独立与作者的历史存在体——文字。

最近在看一本书，集结了Mother Teresa生前写的信，深深被一句话打动，也是我希望能最后达致的一种类似道家的"吾丧我"或释家的"空"的境界：

"Please pray for me——that I be nothing to the world and let the world be nothing to me."

Blessings,
雄

鲁迅与魏晋——骆玉明教授演讲稿

魯迅與魏晉　

我拿了很多书来，这个不是说我学问很大，也不是表示我家里书很多，拿来给大家看。而是我的记性很差，总是背不了东西。上课的时候，比如有一首诗，我也不知道抄过多少次，专门写过文章，但是我还是背不下来。有时候还要问同学，同学就在下面大叫，一句一句背给我听，然后我再抄在黑板上给大家看。

　　
　　 是一个好玩的笑话，就是有一个朋友到复旦来考研究生，我好像说过一次，什么时候，然后他说他能背三千首唐诗，我一听我就觉得心里一咯噔。我说我三百首唐诗都背不出来，你背三千首，那你不是做研究生，你想来做我的导师是不是？后来就决定不录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人诗背得多了以后脑子糊涂。
　　
　　 不过我这个记性之差，实在是很成问题，所以很多事情没办法。今天这个讲座呢，我也是，用读鲁迅做一次讲演的话，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脱拖延得太久了，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这是鲁迅的一个讲演的开头的话，叫做《未有天才之前》。每年的讲座呢，我都想尽办法地推，同学来跟我联系，我就说：“哎呀，没空呀。等下个月看行不行。”下个月我就说：“找不到题目呀，实在找不到题目。”然后——，我就这样。我就觉得如果说我这样请别人，别人这样跟我推的话，我肯定勃然大怒：“你说什么了不起的事，偏要你说。你就不说吧！”那我这样就觉得很坦然，是你不让我说。我们学生会的同学就特别顽强，后来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你跟我打交道很累吧？”他说：“没！很好，很开心！”给我一个严重的打击。那我就只好跑到这里来说一点。
　　
　　 连这个题目也是很晚才想起来的。因为说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比较好呢？这个题目好像也不太完整，因为应该鲁迅与魏晋的“什么”。鲁迅与魏晋风度？鲁迅与魏晋文化？鲁迅与魏晋文学？可每一个好像都太小了一点。鲁迅与魏晋文化大概稍微能包容一下，可是“文化”这个词儿，现在用得特别的滥，让人觉得挺反感的。吃喝拉撒都有文化，好像……所以就光溜溜的，就“鲁迅与魏晋”。
　　
　　 对不起，我今天又……忘了……谁给我纸好吗？我带了点纸，但是我那个纸乱糟糟，掏出来非常难看。不是那个纸，那个，那个。唉，我经常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要这个东西。我的学生跟我的关系非常好……只有一张啊？……真的非常好，有一次一个女生下课的时候，她走到那个门口，给我一包纸，她说：“每次上课看见你跟人家要这个纸，很丢人的。”可我还是不行啊，匆匆忙忙的，出门的时候，容易忘记。就是说上课的东西不会忘的，都把它理好了。理好了以后呢，匆匆忙忙的，时间就不多了。然后总是忘记烟，忘记这个纸。这两个东西呢，对我来说都是需要的。现在好了，现在我上课的时候，每次讲台上他们都给我放着一包纸，为了不让我丢人，他们每次都给我放一包纸。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学生。
　　
　　 赶紧说，这个题目不是很完整。但是既然有一个题目就有一个主旨，是吧？写文章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行的，没有中心思想老师就不给打分了。我想这个题目的意思呢，就是讲一讲这个，从鲁迅跟魏晋文化或者说跟魏晋文学的这种关系上来引发一点思考，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问题。这好像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也还时髦。
　　
　　这个问题的关联比较的大的地方就是在于，大约从清末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一百多年过去了，这种危机状态并没有改变，是不是还有越来越深的那种可能也很难说。因为中国吧，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天下之中”的意思，所以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国”。然后除了中国之外呢，那就是“四夷”。我写几个字吧，反正我的字写得挺好的。这个态度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和文明的中心，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到了清末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是文明的中心，甚至于是一种……大概随着国家处境的越来越艰难，差不多大概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感觉到中国的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完全有另外的同中国文化不同的文化，它们也是同样有着自己的价值的。
　　
　　到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自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甲午战争要一百年快了……呃，一百多年了。甲午战争以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打击就更严重了，甚至于觉得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都根本要不得。“五四文学”或者说“五四新文学”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一个主要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吸收西方文化。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评价的态度问题。可中国人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有着很悠久的文化传统的这样一个民族。这样的一个民族，它很难……不像比如说日本人，它可以所谓“脱亚入欧”，它可以完全否认他们曾经认同的文化价值，就是儒家文化价值。他们可以把这个儒家文化价值给抛下来，然后完全所谓“洗面革心”地去接受西方的文化；而中国这样的一个民族，它就很困难。它很难把自己的整个的文化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另一种文化的基础上。这个呢，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经常发生争执的问题。比较极端的倾向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人，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时候会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们知道，五四前后，曾发生过“废除汉字”这样的运动，甚至“完全废除汉字”这样的议论。极端的保守派呢，又给我们一种很大的自信。他们认为西方的文化只是一种物质性的文化，精神文明呢，还是要靠东方的。将来解救这个世界呢，还是要靠中国文化，靠儒家文化。这个好像又是吹了一个很大的牛，这个牛悬在很遥远的地方，使得我们目前又可以暂时地心安起来。我们现在虽然不如人，将来我们总是会好的。我们祖先比人家好，我们将来也比人家好，就我们现在不好。
　　
　　这里面好像都包含着很多的问题。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恐怕是这样的，就是说，寻求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真正是，本来是好的，有价值的，是优秀的东西，有生长力的东西，并且使得这种有价值，有生长力的东西，有活力的东西和我们接受西方文化价值的这样一种选择，把它结合起来，从我们的文化自身中寻找到它可以趋向于我们所希望的现代方向的这种因素，把对于传统的接受、认同——当然这种接受和认同也包括着淘汰和扬弃——和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一种价值观这样的一种选择结合在一起。这是不是一个可能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做得好的事情？我想，这恐怕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所需要做的一个工作。实际上我说的中国文化的这个危机状态其实一直都没有结束，现在是不是更严重了，恐怕实际上是，是更严重了一些。
　　
　　比如拿最简单的一点来说，中文系学生的中文一年比一年差。我这个从来不怕得罪中文系的学生，确实是这样。我教过的学生我一年一年都知道，中文系学生的中文一年比一年差，英文一年比一年好。也许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现在你去找工作的话，你说，我不会中文，也许老总看看你，呵呵，好像说：“不至于吧？”你说你不会英文，他勃然大怒：“你不会英文来干什么？！”你看薪水的多少的话，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懂英文的或者英文很好的必然就拿比较好的工资，英文比较差的那肯定就工资拿得很少。包括我们古代文学招研究生也都是这样，有很多我们都非常看重的学生，觉得非常有前途的学生，因为英语不好，考不进来。这个门卡得死死的，你怎么也进不来。这些学生都有很好的素质，我们只好另外招一些学生。我再说这话要得罪那些在学的博士生了，我就不能再多说了。连和尚庙里好像懂英语的和尚也比不懂英语的和尚挣得多一些。我们现在都努力要使自己成为懂英语的和尚。
　　
　　我呢，是没有学过英文的。我学过一点日语，日语也学得不是很好，就能看，能翻译，说呢，也说不明白。所以有时候看到比如说香港的董桥先生写文章的时候，那里面老是夹着英语。我就觉得很来气，就像见到了那个号称会背三千首唐诗的学生一样的来气，你不是就懂几个洋文吗？拗来拗去的那些中文写得不三不四的，夹了几个洋文就会好起来吗？想了半天，我说我还懂点日语，我以后写文章的时候也夹洋文，我就夹很多日语。可是人家不接受，说：“不行！不能夹日语。”说了半天我明白了。哦，鬼子也有等级的。西洋鬼子是鬼子，东洋鬼子连鬼子都不算，只算半个鬼子。这好像也是有道理的，过去留洋的回来，留西洋的一般可以在学校里可以直接就做教授；留东洋的呢，一般不太行，要看情形，有时候能做上，有时候不能做上。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说，回到我刚才的话题上去。现在看来，怎么样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问题可能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现在说是与世界接轨，这话呢，是一个说得很堂皇的话。可是，所谓“与世界接轨”，世界在什么地方呢？世界在西方人手里，一大半在美国人手里。与世界接轨其实就是跟西方接轨，跟美国人接轨。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你说，我与世界接轨，跟阿拉法特接轨，那不行是吧。他呆在那个小屋子里没水喝，没饭吃，我们接上去也没用，不管事。但是这恐怕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是没有价值的。中国的文化在几千年的积累当中，养育着我们，养育着我们的整个历史。那么，它当然是有它很珍贵的地方。那么，这些很珍贵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去把它发掘出来的。我觉得有一点大概还是可以指望的，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如果我们正常的话，如果我们不发精神病——因为以前我跟朱东润先生读书的时候，朱东润先生常常有很多奇谈怪论，他的奇谈怪论之一就是说中国人有一种周期性的精神病。这话和毛主席说的文化大革命7、8年要来一次好像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他说中国人有一种周期性的精神病发作。如果我们这种周期性的精神病发作能够克服的话，那么也许我们能够看到，能够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中国的真正强大起来，而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以后，那么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态度和评价也许会有些不同。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什么东西是中国文化当中有价值的东西？这个是需要仔细辨别的。上海的一个中学生的杂志，叫什么来着，叫《当代学生》还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住，就是说也还是背不出来。我做他们的顾问。他们每年搞一次古文大赛，我在那里给他们当顾问。那么做了人家的顾问，通常总要说几句捧场的话。捧场的话要说得人家也高兴，我呢，也觉得不是很违心。所以我这些话我还是觉得应该说或者愿意说的话。那么我就说：读古文呐，要努力发掘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有活力的东西。我再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说让我们开心的东西，而不是让我们不开心的东西。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让人不开心的，是让人憋屈，让人郁闷，让人变傻、变蠢那样的东西。我上课的时候讲到元代很流行的一种谚语，或者是民谣性的那种话，因为它也不是个法令，就是说“九儒十丐”。那么中国的文人在元代觉得很屈辱。“九儒十丐”，就好像只在乞丐之上。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跟他们强调一点，我说这上面还有一个呢，叫“八娼”，“八娼九儒十丐”。在儒之上有娼，儒之下有丐。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如果这个“儒”是指那些专门教人愚蠢、迂执、郁闷、活得没趣的那种人的话，就是说那些专门给大家做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这种政治思想教育而让人活得不耐烦的那种人的话，那么居于“娼”之下完全是合理的。因为古代的所谓 “娼”是一个很宽泛的观念，它除了指那种色情业的……这个……工作人员之外，还指那个歌舞演员。那么，歌舞演员是一种令人快乐的职业。而儒吧——很多儒，或者说大多数，我不是说全部哦，说全部就不好——儒吧，一大部分是令人不快活的。所以这个儒能居于娼之下，他们应该心甘情愿比较好。我说这话的意思还是围绕刚才的话题——对不起，我有时候……上过我的课的同学就知道，我这个人上课的时候漫无边际，说了一段以后，赶紧强调一下我的中心是什么——我就在那里跟他们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读古文是应该的。中国人嘛，对汉语的历史，对中国文学应该有一定的知识，否则的话，恐怕整个生活都是很粗糙，会处于一种很粗糙的状态。
　　
　　可是有一位记者同志参加了那一次采访，后来我看他发表出来的文章，我大吃一惊。他说：“骆玉明教授说：‘现在的学生英文很好，英文能看西方经典。’”——我又没说现在的学生英文能好到就能看西方经典？这吹牛了吧？没那么好吧？——“可是却不知道唐宋八大家。”我想他小脑瓜里大概就知道一个唐宋八大家。我呢，就特讨厌唐宋八大家。这唐宋八大家分开来，一个个、单个地说，我觉得里面个把人还是比较可爱的。比如苏东坡挺可爱，是吧？这家伙挺有趣的。其他的大多没趣。但是“唐宋八大家”这个概念放在一起说的时候，就是我所说的儒的那种让人无趣和郁闷的儒。因为“唐宋八大家”这整个这个概念是一个古文传统概念，而古文传统概念就是所谓“文以载道”的概念，而“文以载道”的概念就是宣扬统治意识的概念，就这么一个概念。我就是特别地，从来也不捧唐宋八大家的场。那么顺带说，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也从来不捧唐宋八大家的场，都特别讨厌这个唐宋八大家。鲁迅的这种话说得不太多，可能要仔细翻全集才能翻到。你读周作人的散文你就知道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之不感冒是到了极端的，看到这个韩愈是十分的厌恶。所以，我也只能对这样的公开发表出来的 “骆玉明教授”——他们没有加那个“资深”——就觉得也毫无办法，就只好将来有一天把这些东西全部搜集起来，然后重新发表一篇文章，叫《这不是骆玉明说的话》。
　　
　　这证明我说的一点是很重要的。他在采访我，记录我说的话的时候，仍然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中国文化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是值得尊重的，值得发扬的，值得清理的；有什么东西是不值得的，是应该成为过去的。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想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态度呢，有些大家是很清楚，很明白的。鲁迅有过一个很有名的举动，就是说，一个杂志吧，让他开一个必读书目。他结果一本书也没开，在上面写了一段话。我把这一段文字带来了，这段话我特意带来了，不知道能不能立马翻出来。这不能背书是很不好的。虽然带出来了可是……我看看啊……《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在《青年必读书》这样一个栏目下面，正文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附注倒是很长的一段，他说：“我以为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这个“沉静”的意思就是不想做事，“与实人生离开”，与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但也都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然后下面有一句很惊世骇众的话，就是，“我以为要少，或者尽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是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是鲁迅早期的，20年代的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算是很有名的了，研究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思想的人也必然会提起这段话，同时这也是非常多地引起争议的一段话。我想有一点大家如果能够明白鲁迅的话，可能读鲁迅的东西会更清楚一些，就是，读鲁迅的东西你要注意：鲁迅是一个感情很强烈的人，鲁迅并不是一个十分冷静的人。鲁迅的话里面最重要的是他的指向，就是说他指向什么方向。鲁迅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是说中国的书也不一定不可以读或者说读了就一定不行。而是他要指向的是中国的文化中包含着那些让人无所作为，让人沉闷的东西。现在中国人最要紧的事情是积极地行动，是他说的敢打、敢怒、敢说、敢笑、敢骂，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确实，我们注意到，如果说外国书和中国书有不同，把它具体化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鲁迅那个时代，外国书所指的主要是西方17、18世纪以来的著作，并不是《圣经》这类著作，至少主要不是这些著作。而西方17、18世纪以来的著作里面所包含的人的精神，那确实是比中国古书中所包含的要强烈的多。中国书所指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的著作。相比较之下我们能够看出来鲁迅的话的指向。而实际上我们当然知道，鲁迅是一位中国古典修养非常深厚的学者，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专家。大家知道当时有一个刊物叫《学衡》，《学衡》的一个重要人物之一就是这几年吹捧得很厉害的吴宓先生。我看吴宓先生的东西我感觉吴宓先生的长处是很爱护女学生，其他的长处我不是很明白。我觉得一个老师，爱护学生总是好的，如果不是爱护全体学生而只是爱护一部分学生，那么他的一部分是好的。我说这话的态度也只能从情绪上说，我的指向不是对吴宓先生的全面评价，而是对现在吹捧的这些人的不满吧。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是《估<学衡>》，可以说写得很毒辣。鲁迅的文章常常是很毒辣的。《估<学衡>》随手在《学衡》里挑了些例子，然后把那些“国粹派”评得一钱不值。鲁迅的古代文化的功底是相当漂亮的。韵文、骈文写得是相当好。我们也知道他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专家。他的两部古小说方面的著作：一部是《古小说钩沉》。《古小说钩沉》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常用的一部工具书。所以我家里虽然有《鲁迅全集》，但是我还是买了一本《古小说钩沉》，因为干活的时候经常要用到它。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现在也没有完全被取代。鲁迅的诗，大家也知道写得非常漂亮。字，也写得很好看。是一个旧学修养非常好的人。也有人常常拿此来攻击鲁迅，就是说你自己读了那么多的中国的古书，却反对中国人读古书，你是什么意思嘛？我知道施蛰存先生就曾经这样做过。施先生的事，待会有时间我们再说一点。关于鲁迅跟人吵架的事情我都特别感兴趣，所以研究过一阵。我想说的是鲁迅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其实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他很喜欢的东西。鲁迅曾经非常有感情地说：“遥想汉人是何等的闳放……唐人也不算弱。”，“外来的动植物皆毫不拘忌，便充作装饰的花纹。”他写这篇文章是看他自己买的一个铜镜，铜镜上面是海葡萄——海葡萄纹，就是葡萄纹。汉代把外面进来的东西，前面都加一个“海”字，就象我们现在说“洋”一样。海葡萄啊，海石榴啊，海葡萄这个词现在是不用了，海石榴这个词好像现在还能看到用吧，很古老的词。他对汉唐时代的那种宏大、开放，那种随意接纳外来事物的那种态度，是非常喜欢的。
　　
　　鲁迅是很喜欢汉唐文化的东西。大家知道，鲁迅在“五四运动”爆发……呃，“五四新文化”，我现在在说“五四”的时候常常要加一句说明。现在我们是常常把那个政治上的“五四运动”跟“五四运动”以前已经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说。它们其实是两个概念。新文化运动，我们不说“五四”的话就说“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写小说以前，他就在家钞古碑，那么主要是钞汉碑。鲁迅在那篇文章里面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到了宋代的文艺，现代式的国粹式的气味就熏人。”就是说特别的国粹，所谓的国粹就是特别的固执地抱守着自己的一点点东西，以为只有自己的这一点点东西是了不起的。鲁迅下面说：“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这消息很耐寻味。”他的意思是说，当中国人很固执地抱守着自己的国粹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很无力了，很没有用，然后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打进来。
　　
　　我们也知道鲁迅的一个计划：鲁迅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或者是戏剧。这个记载的情况不一样。据郁达夫的回忆，鲁迅想写的一个《杨贵妃》。鲁迅曾经非常认真地计划过写一部《杨贵妃》。为了写这部《杨贵妃》，他考察了许多唐代的史料，乃至于唐代的衣食器物，衣食起居的东西，他都专门做过考察。但是他要写的《杨贵妃》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从各人的回忆录的情况不一样。郁达夫的回忆录是说他想写的是一部长篇小说。孙伏园，就是鲁迅最喜欢的那个学生，就是《阿Q正传》在他手里发表的那位，孙伏园记忆的是一个戏剧。可能孙伏园的记忆更准确一点，因为孙伏园跟鲁迅的日常接触更多一些。但也可能鲁迅自己还没决定，想写长篇，也想写戏剧。后来没有写成功，没有写成功是因为他到陕西去，他要实地考察地去一趟长安，感受一下唐代的这种氛围，遥想一下唐代的生活氛围。但是，西安之行让他感到非常的沮丧。一路上，整个农村都很破败，城市也很陈旧，整个文化显得非常的荒蛮。尤其让鲁迅不能忍受的是，他是被当时的陕西省省长刘镇华请去的。这位省长是一个军阀。这个军阀创办了西北大学，那么请一些名人去做一些讲演，把鲁迅也请去。但是他请去做讲演是给他去捧场，他希望鲁迅去给他捧场，而鲁迅讲的话题是《中国小说研究》，那么一点也没有对他起到捧场的作用。我们现在谁也不记得一个陕西的军阀，我们可能大概还记得吴佩孚啊，冯玉祥啊什么之类的，不大能够记得1924年陕西的一个军阀。可是在当时，这个军阀觉得读书人应该听从他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鲁迅的一路就很沮丧。不过我想鲁迅的这个《杨贵妃》呢，恐怕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因为杨贵妃是一个浪漫的文学。杨贵妃这个素材是一个浪漫的素材，是一种很华丽的素材。杨贵妃这个故事里面包含着：美女、宫廷、恋爱、政变、死亡这些戏剧当中最华丽的因素。这个很华丽的东西在那个很衰败的时代，在鲁迅的这个冷峻的——我们知道鲁迅是越来越冷峻的——在这个衰败的国势当中，在鲁迅冷峻的眼光和性格当中，恐怕很难成活。杨贵妃不能在鲁迅的手上再活起来。但是这个计划——鲁迅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计划——这个计划让我们看到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东西的一种热情。那么我今天选的这个题目，要讲的这个魏晋呢，鲁迅的这个思想、性格、情感、趣味，鲁迅如果对汉唐文化特别喜欢，特别有兴趣的话，那么我们想，从他的性格、趣味、爱好来说呢，他跟魏晋的东西关系更密切一些。如果说汉唐的东西在鲁迅的心目当中有一种遥想的依恋，一种梦思的情绪的话，那么在他的性格可能和魏晋的东西更接近一些。我所以讲这个东西呢，我想我们在从鲁迅的喜好来谈魏晋文化，看看魏晋文化中那些是鲁迅特别喜爱或者特别容易接受的。由此我们也接触了我刚才说的指向的问题，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从中国文化当中寻求、发掘、发扬那些好的东西，或者我喜欢说的那些让人活起来的东西，让人有精神的东西，而不是鲁迅说的读中国书就让人沉闷的东西。说到这一点，我就想说，也是一个有趣的事：周家兄弟俩——我们知道周家兄弟俩是了不起的事，周家本来共有四兄弟，老四是早死的，老三呢，官做得最大，但是最笨，就是我们周建人副委员长，这个老大和老二呢，实在是一对天才。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哪里出来的老太太，竟然生出这样的儿子！我们因为解放以后很多年来很少再提起周作人在历史上的贡献——我在这里说的话完全不涉及他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行为，完全只是指他这一件：在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影响至少是跟鲁迅一样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鲁迅。到了30年代以后，鲁迅到了上海，周作人在北方。当时中国文坛最热闹，最有力量的两派，一个是京派，京派就是以周作人为核心的；另外就是上海的左翼文艺，左翼文艺是以鲁迅为旗帜的。这兄弟俩遥居南北，各树一面大旗，占领了30年代中国文坛的全部风光。这个真是不得了的事。他们周家的祖坟是和别人有点不一样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极其的聪明。有时候看到别人聪明心里是很难过的，我怎么就那么傻？有时候很悲伤。
　　
　　说到这个是因为说到他们两个人不一样。其实这两个人爱好、趣味是很不一样的，后来他们的人生道路也很不相同。我们讲魏晋，稍微往后面一点，他们大概比较共同的东西，他们对于所谓国粹的东西，所谓唐宋古文，所谓唐宋八大家都很讨厌，都不喜欢。他们都喜欢中国文化中另外的一些东西。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区别，比如说周作人对一本《颜氏家训》很看好。《颜氏家训》这部书你们有人读过吗？是南北朝末期的。这部书周作人认为是很好的一部书。那么为什么周作人认为它很好呢？它反映了一种，在一种混乱的世道当中，一种温和的、文雅的和机智的一种生活态度，具有一种洞察力，但是又并不与周围的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鲁迅对《颜氏家训》的态度怎么样呢？他说的很少，但是我知道他是讨厌《颜氏家训》的。有一个证据，是鲁迅和施蛰存发生争论的时候。这个争议，哎呀，我没时间讲，这真是一个很好玩的争议，也是跟读古书有关的。那个时候是《大晚报》让施蛰存先生开一个青年人必读书的书单，那么施蛰存先生就开了《庄子》和《文选》。鲁迅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用“丰之余”为笔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就捎带着就带了一下。当时施蛰存先生年纪很轻吧，二十多岁吧，我想一想啊，大概是二十多岁吧。就带了他一下。我不知道施先生当时是怎么想的，反正他就起来反击。反击嘛，那么鲁迅就很讨厌地又骂了他一通，然后他又继续地挖苦鲁迅。我觉得施先生当时也是年少气盛，另外也是能够跟鲁迅打仗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是吧？所以他又继续地挖苦鲁迅，然后鲁迅就更加凶狠地教训了他，那篇文章最后给他留下一个恶名，叫“洋场恶少”。关于这个人吵架的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很想再解说一点，哎呀，其实这事情本身来说呢，没什么大不了。而且当时事情其实是施蛰存惹起来的，鲁迅带了他一下，也没有专门指他，鲁迅大概也不知道施蛰存是谁，他就挖苦鲁迅说这个好像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丰之余”就是鲁迅，他知道，所以……因为鲁迅当时署的文章是“丰之余”，所以他觉得自己很机智，就可以尽情地把“鲁迅”拿出来调戏，拿“鲁迅”这个名字来调戏丰之余，然后又说，我如果知道丰之余先生有什么大作的话呢，我一定就多介绍几部。这个鲁迅就非常地气愤，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没有介绍我的书，我才这样对待你，你这个撒娇、撒泼、撒赖，现在已经不是个“遗少”，而是个“洋场恶少”了。这件事情么，施蛰存也没什么大的不对，他是不对，可是不是什么大的不对，年轻人嘛，跟一个名人吵架也很好玩。但是谁也不知道鲁迅以后就成了神，是吧？那跟鲁迅吵过架就倒了霉。当时施蛰存的一篇文章里说了这句话：“我也许为此而终身遗憾。”这是他当时写的，但他并不知道这句话对他来说是什么意思。后来解放以后为这句话就倒了几十年的霉，就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这个“洋场恶少”。鲁迅其实也不知道自己骂过的人会那么倒霉。这都是有很多意外。这个世界有很多意外的东西。
　　
　　鲁迅也骂过我们中文系的两位很有名的教授，一个是骂刘大杰先生。刘先生当时标点的一部书，有的地方点得一塌糊涂，被鲁迅专门举出来做例子。我见过刘大杰先生，不过我没直接问他，其他的老师问过他，他说这部书不是他标点的。这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最后因为人都死光了，都没法证实了。刘先生很冤枉，有人借了他的名。说是阿英啊，就是钱杏春，阿英当时搞党的活动，然后就是说没有钱，没有钱呢想挣点钱，但是说呢，又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就用刘大杰的名字标点了一些古书来卖钱。那么阿英呢，是党的文艺方面的重要的领导人，所以刘大杰呢，解放以后都不敢说，就背着这个标点——这个是很屈辱的，被鲁迅骂本来就很糟糕，这个古文标点得一塌糊涂对大学教授来说是更糟糕的一件事情。可是刘先生就只好背着这个名字，他又不能说，这其实不是我标点的，是阿英标的，阿英这家伙蠢得很。他不敢说。另外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的赵景深先生的翻译。
　　
　　鲁迅骂人，有时候呢，是有点不太好，但是我们要知道，鲁迅也就是一个平常的人，一个读书人，一个作家。那么对方也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作家，大家气火起来……你去看那个鲁迅和施蛰存的争议你就知道了，就是说第一次呢，根本就是无意的。第二次鲁迅就说：你硬要说我带到你，那你是在里面的。你既然推荐了《文选》和《庄子》，那么“遗老”呢，一字一句包含你是不错的。鲁迅这话就是有点生气了，就是你没事你找我什么麻烦？然后施蛰存就继续挖苦他，就说是不是我没有介绍你丰之余的作品，没吹捧鲁迅，啊，你就生气了。然后鲁迅就说，你这不是撒赖撒泼吗？你这不是“洋场恶少”吗？这个过程是一个意气的过程。
　　
　　赶紧，赶紧回过头来。我说到鲁迅不喜欢《颜氏家训》是在这个争议里面，我都忘了是为什么说起来的。这个争议里面，鲁迅有一段话是说到《颜氏家训》，我还是带着我的书比较好。这个，这个很好玩的一个例子，在这个里面也可以看出鲁迅的一些性格。因为当时被推荐的书当中还有《颜氏家训》，那么他就提到这个《颜氏家训》，就说“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就是那个异族、胡人的势力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侍贵人、胡人。”他说，“这也是庚子义和拳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的思想，自己得念佛，子弟却学习洋务，使将来可以侍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就是说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儒士，然后叫自己的儿子去学一些时髦的东西，可以服侍那些异族的权势者。可是这事情出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
　　
　　《颜氏家训》里确实有这样的话，可是这个话是作者颜之推表示反对的：“吾所不取也。”他说，齐人有这样的，这是我不取的！这个例子证明在鲁迅的心目和印象当中啊，《颜氏家训》是讨厌的一部书。不过这个故事还是有有趣的地方，我就把它说完吧。鲁迅写了这篇文章，发表了出去以后，然后回去一查书，就是觉得：我是不是记错了，就再把它翻一翻。一查，就确实错了。然后就赶紧登更正。他拿这个话去骂施蛰存，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其实就这种腔调。他登更正，他说，我呢，当时书不在手边，所以就记错了。颜之推的原话呢，是他反对这样做，而不是鼓励这样做，但是我这样说你们却一点也没错，你们还是这样的。这个老头有时候挺可恶的。这个糟糕就糟糕在：我想施蛰存先生当时一定很懊悔，就是如果我先发现了，立马一篇文章泼过去，那他不就无话可说了吗？弄到最后还是他自己发现的。施先生那个文章就写得很不好看，就是我也觉得他是记错的，当时就没有去查。感觉很无聊。我们就是把争吵放在活的场景中去看一个人的性格，觉得是很好玩的。鲁迅跟很多很多人吵过架。吵架的具体的原因都很不一样，有的是意气用事，有的呢，是对某人有些不满，就讽刺一下。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鲁迅和魏晋……哦，我都说了一小时了，还没说到主题呢……但是中心思想我已经说了，是吧？在魏晋文化里面，鲁迅所喜欢的东西是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方面来说。我们知道鲁迅是一个性格非常强烈的人。他喜欢那种激烈的、壮烈的。所以说鲁迅有一篇很有名的讲演，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题目很长，有一点诙谐的味道。鲁迅有时候说话很有趣的。鲁迅的文章有时候写得也很有趣的。你们看鲁迅写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些很滑稽的话，他忍不住要写进去。比如说他写那个……看鲁迅写的那个……《奔月》，《奔月》，《奔月》，就嫦娥奔月。这小说写得很漂亮的，但是写到一半的时候就加了这句话，就是嫦娥在那里嘀嘀咕咕：“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你看谁家里天天吃乌鸦的炸酱面？”读到这段的时候觉得特别好玩，这个是不是他们家太太在家里抱怨啊？现在我在家里的时候，我老婆有时候不满意的时候，就在那里嘀咕：“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很诙谐的。鲁迅的内心有很多很多很诙谐的地方。你看他的那小说，常常冒出一些纯粹是好玩的东西。我觉得很活泼，很好玩。可惜这老先生不在，这老先生在的话，我们真的应该把他请来，让他来胡扯，不要我再胡扯。
　　
　　鲁迅关于这个《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讲到魏晋时候文章的这种特点的时候，他用了三个形容词：“通脱、壮大、华丽”。我们就用他对魏晋文学所使用的这些形容词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向慕的那些东西，就是说，那些富于机智的，富于生命力的，和美丽的。鲁迅是喜欢华丽的，大家能感觉到吗？鲁迅是非常华丽的。鲁迅的语言也非常华丽，只不过他的那种华丽不是我们的那种华丽，那种红啊绿啊，那种形容词很多的那种华丽，而是用那种语言的激情和力量，很强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愿意想象鲁迅写出来的《杨贵妃》是什么样的，因为杨贵妃是一个很华丽的故事。
　　
　　我想把这个话题分成几个点来说的话，一个就是说鲁迅对于魏晋文化当中那种壮丽的、激烈的，就是那种有强度的那种东西的喜爱或者说是共通。我举几个东西来说，一个是，鲁迅写过一篇小说，原名叫《眉间尺》，后来收入小说集的时候叫《铸剑》。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故事。这故事来源于干宝的《搜神记》，这故事的情节原来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剑师干将、莫邪之子为父报仇，那小说情节非常简单，但是有几段那真是惊心动魄。就是那个赤比，就是那个干将、莫邪的儿子，为父报仇，于山东遇一客，那客说我可以给你报仇，但是要拿你的脑袋去。然后他就拿剑割下自己的头来，拿双手把头捧给他。鲁迅很喜欢这样的场面，那种非常刺激性的，非常惊心动魄的场面。然后那个客就跟他说，我必不负你——我不会辜负你。然后那个尸体才倒下去。把自己的头割下来，用双手捧出去。我们不要觉得这只是荒诞，这种荒诞里面表现着人的一种情感和人对生活的一种想象。一种力量感在这里迸发出来。这些东西都是鲁迅特别喜欢的。然后那个客带了那个头去见那个王，然后头放在锅里煮，怎么也煮不烂，那个报仇者，就是那个客，我们就叫他侠客吧，那个侠客就请王去看，到这个锅边上去看，然后一刀把他头也割进去。头掉下去以后，那个锅里的头嗔目大怒，就一口就咬上来。就两个头在水里面就斗起来。然后相持不下。客又把自己的头给割下去，三个头在锅里咬。这是一种非常荒诞，荒诞中表现出生命中非常强烈的一种力度的东西。鲁迅是非常喜欢的。所以鲁迅拿它来写一部小说。鲁迅写的这部小说，甚至于比原来的细节更丰富一些，头在锅里面滚动的时候还唱着歌。这种东西实际上是魏晋文化里面突出得很强烈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对复仇的歌颂。
　　
　　鲁迅有一篇散文，题目就叫《复仇》，我把这个散文的头读一遍，看大家能不能感觉到鲁迅的性格里面的我说血腥气的那种东西。所谓血腥气的东西不是残忍而是……我就把前面的这一小段读一下：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这种对于杀戮，对于死亡，对于那种激情之下的死亡的一种歌咏和赞美。在别人的笔下是极少看到的。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不要把它放到一个道德价值上来评判，纯粹放在情感和诗意的角度上来评判，那就是对于那种强有力的，壮丽的生命的一种赞美和渴望。在魏晋时代，还是一个赞美复仇的时代。像志怪小说里面象《眉间尺》的故事就是对于复仇精神的一种赞美。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诗歌里面也还保存着这样的一种精神，比如说傅玄的《秦女休行》，这是记载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说“庞氏有一妇，义声驰雍凉”。就是说冀北一带有一个烈女，她的父亲被别人杀了，家里的哥哥、弟弟，男孩都不行，都软弱，都没有这个复仇的勇气，于是她自己，就是“白日入都市……匿剑藏白刃”，大白天跑到城市里面去，身上带着一把刀，然后看到了仇人，一刀就把那个仇人的头给割下来。世上的人都为之惊讶，为之哭泣，然后，为之慷慨。按律呢，这个是要处死刑的，因为大家都非常钦佩她这位女英雄，最后在临施行死刑之前，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宽谅，被宽赦。这是对于复仇精神的一种赞美。
　　
　　我在这里讲的东西，不是表明一个比如说法律上的是非或者伦理价值上的一个是非。很多艺术性的东西，你不能从法律上的是非或者伦理上的是非来衡量。像复仇这个东西，在中国后来——因为私人复仇啊，个人复仇啊，这个东西对于整个社会秩序来说呢，它是危险的——所以它慢慢慢慢受到禁止，到唐以后就完全是禁止的，不准的。在魏晋时代，复仇呢，还是，虽然法律不允许，但实际上是受到赞美的。而在复仇的精神里面，它表达出来的是说个人的意志力，这样一种强烈的精神。这个东西，我相信是鲁迅很喜欢的。《铸剑》这个小说的素材，原来在《搜神记》里面并不是一个写得非常好的故事，写得非常简单，情节非常简单，很短。但是鲁迅能够看中它，是有他自己性格上的原因。
　　
　　我们另外知道的就是说鲁迅在魏晋人物当中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就是嵇康。鲁迅校过《嵇康集》，鲁迅只校过一个古人的文集，就是《嵇康集》。在嵇康的身上，在嵇康的性格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鲁迅和嵇康共通的东西。整个这个魏晋时代，如果我们要花时间说一下它的背景的话，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我没有时间多说了。我就说一点，就是说，整个魏晋时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动乱的时代，是在很长久很长久的年代当中统治着中国的思想的儒家学说逐渐走向崩溃的时代，也是人们从这一种思想的拘禁中解放出来，自由奔放的时代，是一个企图尊重个性和热爱个性，企图从艺术当中获得自我表达，非常热烈地希望在艺术当中获得自我表达的时代，这是一个富于创造的时代。而思想活跃的时代往往就是艺术活跃的时代。思想不活跃，艺术是不活跃的。看起来这是两个东西，其实总是连在一起的。我有时候说很简单的话，你看一个国家的文化状况究竟如何，最直接，最简单的就是看艺术。如果这个时代没有艺术，那么你就知道目前这个民族是没有生气的。你现在看中国，房子造得很多，是吧？汽车造得很多，高架路造得很多，但是没有艺术。确实是没有艺术。法国人在上海设计了个大剧院，在北京又设计了一个大剧院。那是法国人设计的。将来呢？他们会请法国人来演出，或者请美国人来演出。没有什么剧团值得在那么大的剧院里演出。没有。那宋祖英同志歌虽然唱得很好，我想大概没有必要到那么大的剧院去唱那些歌。这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代。
　　
　　我回到魏晋，我说从中国历史上来说，这个思想活跃和艺术活跃的时代是人们非常富于热情地在艺术当中创造自己的时代。我们如果再看鲁迅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不仅是一个思想家，鲁迅是一个诗人，是一个艺术家，鲁迅有非常强烈的艺术气味和艺术爱好。嗯，当然长得太矮了一点。说到嵇康，我们再说到嵇康，鲁迅在这个《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当中，他用非常喜爱的口吻说到嵇康和阮籍。他说：“嵇、阮两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始终都是极坏的。”鲁迅说嵇康，说这两人脾气都极大的时候，这是一种很喜爱的口吻在说，但是他说阮籍老时改得很好，这带一点嘲弄。嵇康始终都是极坏的脾气，我觉得他这里面多少在说自己一样。至于阮籍是不是老年才改得很好，这个在学术上有讨论的余地。其实阮籍并不是在老年才改得很好。阮籍从来就是那种在可以坏的时候很坏，在不可以坏的时候很好。他属于那种人。就是在无碍于大势，没有危险的状态下，他的脾气是很坏的，非常任性。这种脾气很坏，非常任性是鲁迅很喜欢的。
　　
　　你看，一般来说，鲁迅是一个很任性的人。鲁迅非常任性。喜欢鲁迅的人也常常承认，真正喜欢的人，常常也是任性的。就是说不能约束自己，不能过分地约束自己，总是要找机会释放一下，干些不讲理的事情。所以读鲁迅的文章，你真正明白的话，你真正能读懂的话，就是他不高兴，他就要讲，说不讲理的话。他不高兴他就要干不讲理的事。你不能去要求他说总是很讲道理。没有的，没有的。他从来没打算过总是很讲道理。所以他说嵇康的脾气始终都是很坏的，这是对嵇康的一个极大的赞美。嵇康说到自己的性格的时候，说自己是“促中小心”，这个“促中小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多人在那里骂鲁迅的话，说这个“心胸狭窄”。你说鲁迅心胸狭窄也可以，鲁迅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表现出心胸狭窄。但这个“心胸狭窄”和他的气度……“心胸狭窄”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他做两种解释。因为“心胸狭窄”毕竟是个形容词。你要做仔细的分析的话它可以指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气度狭小，心胸狭窄，容不得东西，那么这是一种“心胸狭窄”；另外一种“心胸狭窄”就是嵇康说的“促中小心”，就是对自己不能忍受的东西绝不忍受，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嵇康的一种性格，叫“峻洁”，就是一种带洁癖性质的一种性格。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实际上在嵇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种宽阔大量，对很多事情都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种随便、松散，和在很多情况下都很能够宽容，但是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就绝不能忍受，绝不能接受，就是死了也不干。所以嵇康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说到底，我们如果看关于嵇康的历史材料的话，我们感觉到嵇康简直就是个“美人”。我说这个“美人”的意思，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意思。我们看《世说新语》中对嵇康的记载，说他身高八尺。嵇康大概是长得比较高的。我没有用当时的尺度跟现在的尺度仔细地换算一下，但是从一般的描述来说，他比常人明显要显得要高。《世说新语》里面说嵇康的风度，“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就像松树里面穿过的风一样——这都是诗的语言，不是化学或者物理学的语言——说像松林里面吹过的风一样，慢慢地向天空飘过去；说他喝醉酒倒下来的时候，“如玉山之将崩”，像一座玉的大山要倒下来一样。这都是当时人非常钦慕的语言。嵇康自己写自己的样子呢，是一种非常懒散的样子，说自己不喜欢洗脸，喜欢睡懒觉，头面经常十天半个月都不洗，身上呢，有虱子，老是要捉虱子。所以不好当官。最有趣，最生动的是他说自己赖床，不愿意起来，撒尿不愿意起来撒尿，要憋得尿泡这个忍不住了才起来撒尿。这个我们男生在不上课的那一天或者上课又逃课的那一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这种……乐趣。
　　
　　但是嵇康对于他自己不能够忍受的东西他是绝不接受。当他最好的朋友——嵇康最好的朋友实际上是山涛，还不是阮籍——当山涛劝他出来做官的时候。当时司马昭他们已经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大权。那么嵇康老是不出来合作，他又很有名，在京城里面又很有声望，在太学生中威望又很高，所以他不愿意出来做官，山涛就觉得很危险，就劝他出来做官，就推荐他做那个吏部郎。吏部郎就相当于中央组织部的官员吧。嵇康就写信给山涛，拒绝。这封信是中国古代散文上的名篇。那种嘲讽和挖苦真是非常的尖锐，我因为找不到这篇文章，只好把徐公持先生送给我的这个《魏晋文学史》找出来，他引了一段，我一下子找不到，我要是把（ ）的原文带来，那就太重。他说我不能够做官。他说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就是说有七个不能忍受的，有两个是一定不能忍受的。说到自己喜欢晚起床，值班人员老是要叫我，这个是我无法忍受的。他说：我喜欢随随便便地抱着个琴，到处弹弹唱唱，当了官以后，手下人就整天要跟着我，不能随便动，这也是我无法忍受的。他说我呢，不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坐得太久了，坐得太久了我就浑身发痒。身上虱子又很多，我要捉虱子。我这也是不能忍受的。他说我这个写字写得不好，又不喜欢给人写信，那么做了官以后，一天到晚要给人家写东西，这个呢，我也是不能够忍受的。他说我不喜欢吊丧，就是人家死了人我要上门去吊丧——这就是重要的礼仪性活动了——他说“人间以此为重”，我如果不去的话，人家就要怨恨我，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不喜欢看到熟人，一看到熟人，跟熟人在一起，这个填耳的废话塞了一大片在耳朵里难过，他说这个很多人在一起，一股臭气，哎呀，这个装腔作势的这个眼神，这个变来变去的，这个东西也是我无法忍受的……就这样一路说下来，说到后面就厉害了，说这个“非汤武而薄周孔”，对于那些圣人，我都很讨厌。所以如果我在人间做官，一天到晚——如果我对汤武，周孔这些圣人很讨厌——那么迟早会闯祸。他说这个“刚肠疾恶，轻辞直言，遇事便发”，这也是大患。整个在这个《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面他实际在表达他自己的那种自由的性格、愿望的同时，对官场当中的那种丑恶、虚伪和肮脏的这些东西，无法忍受的这种性情非常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而在做这种表达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挖苦自己的朋友。虽然他后来被杀，被杀以后他把自己的儿子托给山涛，他没有人可托嘛，山涛是唯一最可信的人嘛。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嵇康和山涛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可是骂的时候他照骂，骂得恶毒得不得了。你就可以看到鲁迅有的时候骂林语堂，鲁迅嘲弄刘半农——鲁迅和刘半农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嘲弄刘半农的那种恶毒。刘半农骂大学生嘛，说大学生不识字嘛，把那个“昌明”写成“倡明”，刘半农就很得意地写了一首诗来骂，他说这个古代这个“倡”啊，是通这个“娼”的，所以现在大学生把“昌明”写成“倡明”。诗的意思是说有了娼才明是吧？有了娼妓文化才发达，也有道理。就觉得自己很有学问。这鲁迅就看不下去了，鲁迅就也写了很有学问的文章，把刘半农狠狠地嘲弄了一番。就是说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厌恶的东西，那就是不能忍受，不能够克制自己，哪怕为这个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嵇康也就是为了他的这种态度——实际上跟他这封信也有关——讨厌汤武周公这句话的意思实际是讨厌司马一家他们正在做的这种事情，就是禅让，他们打算禅让嘛，准备夺取曹家政权。讨厌这种“圣人”。其实我们很难有根据去确实地知道，就是嵇康在政治上积极地反对司马家族，或者说他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反对司马家。我恐怕真的是看不出来。而且嵇康是一个服药的人，嵇康是一个重养生的人，嵇康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养生论》，他实际上是有一种高蹈于世外的一种愿望，但是对于自己不能忍受的事情，他是无法接受的。
　　
　　这些性格特点我们在鲁迅身上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想鲁迅在校这个《嵇康集》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很会心。所以他对嵇康有一种很喜爱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说魏晋文化的某些特点的时候，有些东西也不止是魏晋才有，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它原本有那些就是说壮丽的、强大的、激情的、高亢的那种东西。这种东西是鲁迅非常喜爱的。那么我觉得也是中国文化当中非常好的那种东西。我当然不是说复仇是好的。我没有说让你们去杀人。我是说这个文化气质，在这种文化气质当中他所追求的那种生命强度。所以你看鲁迅对于那种虚假的——鲁迅说的那种“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的人，切莫跟他接触”；鲁迅写的那些关于复仇的文章，那个《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些东西，都是对于一种虚伪的和没有生气的文化特点的厌恶。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同时觉得在魏晋文化里面另外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就是一种敏感，对于人的生存环境的一种敏感。鲁迅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魏晋文学，魏晋的士大夫是非常敏感的。他们对人的生存困境是非常敏感的。这个特点，你如果读鲁迅的东西的话，你会为他的敏感感到惊撼。鲁迅的一篇文章里说到严复，鲁迅对严复吧，对严又陵是一种什么态度啊——严复跟我们的校史有关——不大热情赞美，也不大说他坏话。是这样。但是有一篇文章的开头有一句非常夸奖他的话，说严复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到见到那些街上的穷孩子，就过着那种肮脏的贫乏的生活，心里很忧虑，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么样。鲁迅就赞美说严又陵终究是翻译过《进化论》的，他是19世纪中国最敏感的人。你明白吗？当严复对穷人的生活表现一种敏感的时候，鲁迅非常感佩他，觉得这个人是值得赞美的——至少这个时候他是值得赞美的。我们也许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吧，走在街上看到那些穷孩子，不知道他们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在鲁迅的这个小说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敏感性的东西。比如说鲁迅……鲁迅所写的许多故事在一般人看来它几乎不成为故事。所以有人把鲁迅的小说读给他老妈听，他老妈就觉得，这有什么？这有什么事情啊？这种事情我们都见多了。看来他老妈没有很强烈的感受在里面。但是你读鲁迅的小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真的很震撼，读一遍就觉得心里面有一种不知道怎么样的感觉。你读祥林嫂，祥林嫂的这种不幸，她纯粹的不幸也还罢了，我是说比起她跟人之间，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冷漠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就是说她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她不能够死。死的安慰都不存在。对穷人来说，一个很重大的安慰就是死。死了，一切都好了。死了如果有来世，那么来世是一个希望，来世是一个期待，来世是一种鸦片的话，鸦片至少让人不痛苦。但是连这个都没有，死都不能，人不能活也不能死。这个也罢了。你读到祥林嫂说到她的阿毛的时候，阿毛是她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的唯一的属于她的东西。当她说她的阿毛的时候，一开始大家都还听着，后来大家就觉得，哎呀，听都听厌了，她再要说的时候，人家就扭过头去不愿意听她的。那时候你就觉得人世间的这种冷淡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并不是因为它稀罕，一点都不稀罕。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有了悲哀的事情，你不必跟别人说。因为人就是如此。这也是鲁迅看人和人的生活，有时间我们还会说到一个话题，鲁迅的心是晦暗的。因为这种敏感，他的心是晦暗的。他看不出人和人之间有什么希望。他看不出人和人之间有什么极致的大欢喜可以发生。他看不出这些东西。
　　
　　这种敏感，比如说我们看那个闰土的故事《故乡》。《故乡》里面写闰土的故事，看到鲁迅——鲁迅经常会有诗意之笔啊——大家如果离高中时间不远的话，应该还记得那个课文里面说那个黄澄澄的大月亮下面，沙滩上一个少年戴着一个银项圈，那个银项圈真是一个很漂亮的装饰，手里拿着一把钢叉的那个姿态，那非常非常诗意。这个闰土到了中年的时候，腰也弯了，眉头也皱了，更重要的是说，他变成了一个卑屈的人。我其实读过鲁迅的东西，是读过好几遍的。我一直不是特别明白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感动，但我一直不特别明白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它的真正的东西是什么。等有一天，突然明白了，人生下来都是有希望的，长大了都没有希望。每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给他起名字。我们给他一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就慢慢慢慢地枯萎，这个生命就慢慢枯萎掉。这个生命最后是变成一个琐碎的、无聊的、卑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种敏感。当然，他写的是一个穷孩子，但是鲁迅的这种悲哀我想是有很大的泛义性吧。否则我们在笼统的故事里面真的看不出东西来。闰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穷？天下穷人真多啊。什么时候没有穷人？闰土家里也没什么，你说闹了点水灾，他也没倾家荡产是不是？他老婆也没给什么衙内抢去。我们经常在戏剧里面看到那个衙内把劳动人民的老婆抢去了。这种事情也发生得很少。衙内一般不抢劳动人民的妻子，衙内要抢的是另外一些人。生命几乎是无事的，几乎是没有事情的，但是几乎是无事的生命它有最大的悲哀。生命不是在生长，不是一天比一天生长得好，生命是一天比一天萎缩下去。这种东西，都是这个鲁迅的小说里面或者说鲁迅的文学作品里面非常强烈的东西，就是一种对于人的生存困境的敏感性。这个东西，我不能说，我在说鲁迅与魏晋的时候，我不是说鲁迅的这些东西都来自魏晋，而是说，鲁迅的这些气质，跟魏晋文化，它有的地方是有渊源关系的。有的地方它只是一种相似。或者说在魏晋文化里面有很多这种很有生气的东西——我把敏感称之为一种有生气的东西。因为人有活力的时候，都是敏感的。人越是有活力，越是敏感。人只是无法活下去的时候，人才会变得麻木。我在这边可能插一句话，就是跟这个完全无关的事，这几天看到那个马加爵的故事，我不知道能不能跟大家说一句话。如果你是从农村来的，如果你受过很多苦，我告诉你，一个男人在世界上受苦不算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受苦，所以我们有力量。我从来都是对农村的学生这样说。我也从小就很穷，什么事都经历过，我从来不在乎，吃过的那些苦，从来不在乎。有一点就是，等你娶了老婆，不要让你的老婆受苦。
　　
　　赶紧回来，赶紧回来，我就说到这一点，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生命在压抑当中，他无法应对周围，或者说他没有力量，没有精神力量应对周围的时候，他会变得麻木。我有的时候常常记得生活里面的一些琐事，只是一些琐事。比如说有一次，我走过那个淮海路边上的一个小街，路上不小心跟一个女的撞了一下。肩膀撞了一下，也没有撞得很厉害。那么然后回过头去，我去看她，那眼睛全然是麻木的。她是背着一个大篓子拣垃圾的。一个女人，她应该不到四十岁，可能三十五、六岁到四十岁，因为那些很穷的妇女可能老得比较快。我不知道她多大岁数。她的眼睛是完全没有光芒的。她没有注意到她跟我撞了，她也根本听不见我跟她说对不起，她的眼睛里完全没有光芒。整个世界都是空茫的。我想这个世界在她眼里大概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有用的东西，一种是没用的东西。有用的东西就是垃圾，可以拣来卖钱所以是有用的。剩下的那些房子，那些男男女女，那些华丽的都是废物，没有用的。世界就分成这两种。她不能够用一种活的感情来对待现实。生命被压迫到这一步的时候，会麻木。我有时候读巴金老先生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他在“文革”当中的那种处境，就是说，人到了那步的时候，人就变得麻木了。什么都不能分辨了。除了诅咒自己，因为只有诅咒自己才能躲过危机，因为只有诅咒自己才能给出这个世界的解释。诅咒成为了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不断重复的唯一的动作。我想那个时候巴金老先生也跟那个拣垃圾的妇女在精神上相去不远了。而一个好的文化状态，它实际上是一个敏感的状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它总是敏感的。
　　
　　我们看魏晋文学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一点。就是说，在这里面阮籍的特点。阮籍的诗歌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诗歌。阮籍的诗歌接触了中国诗歌原来没有的东西。就是说，生命所面对的困境和自由的这种不可能性，乃至于一种无聊。无聊，孤单和无聊。我读阮籍的诗，是读那个《咏怀诗》十七首，非常震撼的是我读到他那个最后两句。他说那个“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我又背不下去了，我这人……我只能叙述了，只能叙述了，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没有人可以跟他说话，出门来到大路上，这个大路上不看到人来人往，然后跑到高山上去望世界——大家知道这个写都是象征的——整个世界就是一片荒蛮。这个世界是没有人的。只有那些惊惶的野兽和飞鸟在田野上奔跑，在天空中飞翔。最后写得非常奇特的——如果前面的象征都是证明这个世界是没有人的，那么最后两句怎么来呢？——“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泻）。”有时候你发现古人接触到很深很深的东西。这个诗，你如果说它是写实的话，那么最后两句是不成立的。如果整个世界都没有人的话，那么第一句就不存在了，就是：“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那就不存在了。如果是象征的话，这诗也不存在。如果说人在世界上是绝对孤单的，是无法与人沟通的，这个诗好像也不存在。但是你真读下去你就明白了：即使这个世界是空茫的，即使人跟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但人还要在一起说话，人还得滔滔不绝。因为连孤单也是我们承担不了的东西。我们只能无聊，只能无聊。因为你无法孤单，你无法总在孤单中度过。所以你最后你选择无聊。所以有这样的话：“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泻）。”到了天黑的时候，你还是希望身边有朋友，你跟他去说话，说话的最后的意义和目的，只是拉肚子，只是发泄。只是发泄。就是说，人都不能选择孤单，人只能选择无聊。
　　
　　在这个阮籍的诗歌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对生存状态的敏感性是相当惊人的。很多很多诗，很多很多诗。所以阮籍的诗有时候是非常阴暗的。我偶然地曾经发现过一次，他的一首诗，用白话翻译过来，他跟叔本华的一段话几乎就不用改动几个字，就是那么一段话。就是说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叔本华的原文就是说，生命就是一个在礁石丛生的大海上航行的一片孤舟，你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绕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礁石，那么最后指向的就是死亡。这个意思，在《咏怀诗》里面，完全用相似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不是说好像阮籍的思想真的伟大得很了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凭一段话相似就说他的思想水准如何如何。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首诗的敏感性，魏晋诗歌所包含的这种敏感性是非常惊人的。而这种敏感性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人的自爱和坚强。只有坚强的人，才能够活生生地生活在黑暗当中。他不麻木，他看。他能够忍受自己的敏感，他能够接受自己的敏感，他不麻木。当人无法忍受的时候，人才会麻木。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读魏晋文学，我们喜欢的一个东西。因为这种敏感，这种痛苦，它表现出一种生命的活力。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说鲁迅身上和魏晋文学非常相通的一个地方。就是：虚无。
　　
　　鲁迅是很虚无的。我说的这个“虚无”是说，并不是他的生活态度，他的行为是虚无的。鲁迅生活的态度是积极有为的。他是非常强烈地说要做事的。而且他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努力的。包括他投入到左翼文化运动，投入到当时的……，他在某一种程度上已经接触到当时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都是投入的，但是鲁迅的内心仍然是空虚的。在最后和最根本的地方，他看不到价值所在，他看不到生命最后可以寄托的东西是什么。他不能够把一个群体的——如果鲁迅知道群体的、社会的事业是值得去从事的事业，但他也不能把自己融化在这个事业当中。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他可以投入到自己认可的事业当中，他可以在这里面形成他的伦理判断、价值判断，可以形成他的是非，但是他并不能使这个个体融化到当中去。因为生命仍然是一个个体的存在。一个社会的事业和群体的事业，它不能取消一个个人的价值，个人的痛苦，个人的情感，那么这个带给鲁迅一种生命的虚无感是很强烈的。我们在鲁迅的文章里永远地，不断地会读到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读那个很晚很晚的鲁迅的这个《集外集》的序还有《坟》的题记，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于生命的那种感受。我读一段《坟》的题记：
　　
　　“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他对自己的文章的收集起来，他的感受就是，虽然是些糟粕，但我也做一个坟把他埋起来，我做一个坟把他埋起来，这是我心里的纪念。将来这个坟总要被人踏平，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眼前我先给自己做一个坟。他的心里是很晦暗的。这种很晦暗也许我们只有在西方现代派的哲学和现代派的文学家身上，比如说，我们在加缪啊，在这些人身上能够看到这种类似的晦暗。就是说：人无法自己给出自己的定义来。这是不是人的根本上的困境，人的最后的困境是不是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那些伟人，那些智者，他们最终都将面临这个问题。就是：生命不能给出它最后的定义来。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世界当中存在，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世界当中行动，并不妨碍我们在世界当中判断。
　　
　　鲁迅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个人主义”这个词已经被我们解释得，或者说被50年代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解释得非常荒谬。所以我们恐怕……我们讲到个人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应该对“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才能说这个词。否则的话，你认为“个人主义”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就是害别人，来填饱自己的肚皮，那……那没办法。这也许是50年代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宣传当中有意义的一种行为，它使得“个人主义”这个概念完全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如果我们在本来的意义上来说的话，鲁迅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者。而强烈的个人主义者他有一种，只能站在自己独一的立场上来看生命，而不能站在其他的立场上来看待生命现象这样的一种气质。这样的一种气质导致人的对世界的荒茫感和虚无感。而这种虚无感也正是魏晋时代文人所曾经经历过的。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根底上是有相通的地方的。当一个个体只能以一个纯粹的个人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无从安顿。但是鲁迅的精神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即使世界是虚无的，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价值的判断，我们行为的选择和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姿态。他仍然是强有力的。
　　
　　也因为他是一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所以他对周扬，就是那些党内，他称之为“奴隶总管”、“工头”——他虽然那个时候参加那个左翼文化运动并且正成为左翼文学的一面旗帜的时候，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但他对于共产党内的一小部分人，当然我说的一小部分人就是他接触的那些人，其他的是什么样的他并不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讨论的——非常厌恶。他觉得象周扬那样的人纯粹象一个工头，象一个奴隶总管那样，他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他是完全无法理睬他的。
　　
　　有一个前一段时期流传得很广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罗稷南先生直接问毛泽东，就是如果现在鲁迅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他说：“他要么识大体，不说话；要么已经在牢里面了。”这个话，有人表示怀疑。但是黄宗英出来证实，她说她就在边上听见了。这个事情基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要轻易地就从字面上去听毛泽东的这句话。这句话里面还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毛泽东这句话的里面还包含着对罗稷南提出这个问题的厌恶。懂不懂？我说语言它有它的指向，语言不仅仅是字面的东西，它指向很重要。这很显然地就说：你问这个干吗？这话的意思多少带着：要么你不说话，要么你坐牢，你有本事你就坐牢去吧！毛泽东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当然他也是一个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我们不说其他问题，只说这个。但是这话仍然，仍然仍然包含着一种东西，就是说：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鲁迅如果活着的话，他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但是他一定面对一个巨大的困境，他将更深切地感觉到人生的晦暗和彻底的虚无。
　　
　　但是我相信有一点就是：我所赞美的，我所强调的，或者说我今天要说的话题当中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喜欢中国文化中那些有生气的，有生命力的，敏感的和有力量的东西，喜欢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在中国文化当中值得清理、值得纪念和值得发扬并且希望把它和我们接受其他文化的这种选择结合起来的东西。
　　
　　好，我所有的东西就说到这里。

连做梦都是教育

不知怎么的，一个星期以来，每晚的梦，都有成群的孩子、无数的教师、亲密的“战友”，一同在各个方面为华文教育努力。

起来之后，已经忘了梦的情节，心头却甜滋滋，仿佛挣脱，仿佛释怀……

也许，这正是“教育工作者的梦”吧。

开始有些明白，“救救孩子”对于年轻的鲁迅，有多大的个人心灵慰藉之意义。但到了一定阶段，就无法再谈下去了，因为孩子终究会在我们所不啻的社会中长大，而我们无力阻挡一切刮向他的强风暴雨。

只愿我不会对那些钝化了的人带着敌意，并愿孩子心中能植入一颗种子，为他长大后开出一片纯洁的永恒之地。哪怕只是躲避可怕的现实世界，至少他不被吞噬。

钻入土壤，迈向地球中心

装上翅膀，飞上了天，却知道鹏飞九万里的悲哀，
于是，返回了地球表面，以义务作为地心引力。
但是，顿然开窍了，
发觉一切“意义”的反思背后，都是对真实的伪装，
让人忘记最纯真的本我。
在我成为scholar前，在我没有精英的名分前，
在我未曾被赋予文字的魔力前，
在我未被给予厚望前
那最纯真的本我。
渐渐的，孩子重新回到我的视野中，
就连分析课本这种本来枯燥的工作，
也能让我有一丝丝的兴奋。
但是，也容易觉得，
总有一天，当社会与发达世界的步伐已经超出我的接受能力，
当人性被无可复归地遭现代性腐蚀，
我会离开，
到那蛮荒之地，那未开发的黑暗之境，
从事最真实的工作，因为
强烈的地狱之火，才是我存在的鉴证。
我既然与别人不同，我也就在所不惜。
是的，我是个疯子：
可以不需要给谁交代
可以不在乎世俗眼光
可以不畏惧失去生命
可以不追求短暂快乐
可以不抗拒永恒虚无
可以不需要理论辩解
可以不放弃情感折磨
就这样，一个疯子。
把一切豁出去之后，我也就不再担心
朋友辈们的嗤笑，
宗族亲戚的斥责，
以及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留名。
既然我们早已扭曲
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翅膀完全拆下
钻入土壤，做一条蚯蚓
下雨天，爬到表面呼吸，
像鱼儿总爱对着细雨吐泡泡
最终，希望自己活在地球中心，
被硫磺和熔岩刺痛
享受着痛苦的分担，为那挨饿受冻的世人。
越觉得自己渺小，也许，心也就越来越大
就是这样
即便苍蝇壁虎蟑螂老鼠飞蛾蜗牛毛毛虫
只要他们有知觉，也比世人强大
因为，它们仍有梦——
一份扎根于自然纯真的幻想，
不像我们一般，寻觅着借口来掩盖终生的浑浑噩噩。

原来都是孩子

Have you read "Hansel and Gretel"?

Twice their father abandoned them, but the children never bore hatred.

The wicked witch tried to eat them, and so they killed her in the fireplace.

The children took all the hurt and pain, but still they forgave, and the story had a happy ending.

Will it be the same in modern society?

We adults need to open our eyes. Children can feel our intention and love.

They have unlimited potential,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It's often because we lose our true selves, that we make our children lose theirs.

And human nature becomes deformed.

So let's keep faith and compassion, even if that may just be a fairy tale. At least, children get happiness from belief.

They deserve it.

Quotes of the day

You hold your child's hand for a while, but you hold his heart forever.

Talent shines the most when you use it not for just your own happiness but for the happiness of others.

回复学妹的信：兼谈此阶段的思考脉络

学妹发电邮来，认为我那篇《历史阶段与国民思维》“后一段太片面了，不能一竹竿打倒整艘船”，并“觉得这个问题（新加坡）有改变的趋势，感觉这个观点并没有提供新的视角”。以下是我给予她的回应：


你的感受，我能理解。甚至，在下笔的时候，我也考虑了很久是否要这样写。但是，有几点是促使我最后如此写的：

1、我们这一代人是否真的改变了，还是长大后依然会走上我们父母的路子，这很难说；
2、对于那些没改变的，我是否应该再把问题提一次。因为，大家都以为情况改变了，于是在"批判"方面容易松懈，但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不一定就是现实，历史也有重演的可能（在这一点上，凭借我得到的读者回应，还有一些人受我的观点启发自己的思考，也就证明这个问题还有提的价值）；
3、即使有改变，这种转变背后是否以群体的共同利益为考量，还是只是追求自我的"自由"（这一点，我来不及发挥。下来，我会追加一篇文章，暂拟为《言论自由：扰攘或和声》）。

当我们以为自己真的改变了，社会也在进步时，让我们不要忘了一点：很大程度上，许多新加坡人的思想自由度，依旧是政治制度决定的。就连我们也不例外。于是，有些深层的思维模式，如果不剖析，最后只能继续做鲁迅笔下那种"奴隶，以及奴隶的奴隶"，或者是在试图摆脱时，一下子走上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路子。

有一些问题，像stayers or leavers，说了很久。但是，如果我JC时是一味批评那些leavers，那么，我现在并不会那样极端。我想，你也有过同样的思想转变？而在这种想法的迁移下，有着许多还来不及剖析的问题，如"国家"的概念、隔代移民的问题（这一点，我也打算写一篇《在"合"与"忍"之间》）等。

我希望这样的解释，能够让你理解问题的复杂性。也许，你会觉得我想得太多，有时会编制一套不切合实际的理论。但很有趣的是，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新的Director-General of Education分享时，在大部分的观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当教育事业着手处理某个问题时，你能够确信一点：那个问题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其实，文化评论本身也是一个问题。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国内的批评家，逐渐无法进入深层次。不知是不写，还是完全不考虑这些眼下的问题。老一代知识分子习惯以历史看当下，而我来香港前从一些教育家那里得到的启示是：从当下联系历史，但同时也要以此作为对未来可能性的铺垫、预警与展望。我不觉得社会批判是很有趣的。相反的，每写一篇文章，除了赚的那一点点稿费外，我并没有别的什么值得开心的。有些人，特别是ang mo派，以批判为乐；而对我而言，一切问题的讨论，都是以遏制某种危机的可能性为考虑前提。

归结到底，这个时代的批判，需要一种鲁迅的理想+张爱玲的生活哲学。两者之间是有些矛盾的，但背后却有着与西方知识分子思想不同的另一种发展道路。这是李欧梵的书所给我的启示，也牵涉整个对"现代性"的思考。从个人在上海和特别是香港的经验出发，我也在构思一篇文章，名为《与"市"相容的苍凉》。

知道吗，以上的这一切，都是在上海的一周内弄清楚的思绪。但是，这次旅程，除了跟Boon之外，已经感觉很难找到能够谈这类问题的人了。希望你忙完了当下的行政事务后，能够继续对这类课题有所思考。人文学科的光辉，这种批评的视角是关键。不论日后搞学术（不论什么学科），或者是做批评家，或者是写小说，如果失却了对"梦"的信心，是很难突破的。梦，不一定就和现实背道而驰。当世人都被金钱的追求迷魂时，而我们能维护某种"人"——作为一个我想专业出身的人——所应有的坚贞与不屑，或至少有着维护这个的意愿，在我看来，这就已经是"梦"。

也许，此刻的你正如我一样，站在路的交叉点。矛盾总是有的，但与其不去想，我觉得应该一方面决策+行动，另一方面思考一切行动的目的与意义。在有些方面，我们的脑是可以比我们的手脚快三拍的；但有些时候，我们也应该接受，意义总是在我们做某些事情后，为了理解自己的行为，坚持自己的决定而追加的。

雄


也许，有些人会批评我孤芳自赏，或是觉得我的傲气已经让我无法从善如流。但我认为，只要是强有力的评论，能够动摇我对自我观点的信心，那么，我没有不虚心接受的理由。

Email exchange with an educator I respect

Dear Mdm,

Last week, I hosted a team of NIE Dip.Ed CL trainee teachers in HKU. After a lot of interaction with them, I realized that new teachers are adopting a mentality of ownership, which is very encouraging. However, like we have discussed in the past, research needs to keep pace so as to provide sufficient base for teach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 wouldn't be as bold as to suggest we totally decentralized and adopt full-fledged school-based curriculum like in the States and in HK. Moreover, after all, I realized that to do so requires high-quality tertiary institutions that can collaborate with the schools. Nonetheless, I believe the thrust to allow greater teacher ownership should continue.

I also favour the shift in focus to primary and pre-primary education for our system. However, even as social trends may be changing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parents, I realized that there are many fundamental needs that remain unchanged. Basic values, in my opinion, don't need to be done away with, but they have to be "repackaged" into something more palatable. Older students should to feel for their fellow country-mates without experiencing the brunt of inculcation in reconciling with a "national identity". In this age of globalization, many young Singaporeans want to break out of conformity, but they turn too fast to the other extreme of wanting absolute freedom and staunch individuality.

That brings me to another point. I also feel there is a need to inject some form of criticality into our education, esp for the secondary schools and beyond. At the moment, we see more room opening up in allowing children to speak freely. However, what the Internet has produced is a generation who "comments" a split second after reading some article, without giving issues much thought. The result is a citizenry that is ruled by the heart, not by the rational mind. You just have to visit the Straits Times portal STOMP and you will see uncountable examples of such emotional comments. Therefore, schools should begin fostering a culture of critical liberalism. Of course, like the new HK liberal studies have shown, change has to begin with teachers. Those who do not think about humanism, about the children, about the society-at-large and about the future, can never lead their students very well.

These are concerns that have long-term impact, but I sincerely believe changes have to be introduced and deepened. Undoubtedly, no system can ever be perfect, but for Singapore, I feel that we have come to a historical stage when the tides of new-century challenges are finally hitting us hard. As one whom I deeply respect and look up to as being an educator at heart, I sincerely hope you can steer the Education Service in a favourable direction during your term.

Best wishes,
Wei Xiong in HK


Dear Wei Xiong

Thank you. It's good to hear from you. I agree with your views - challenge is in opening up the system without losing core strengths. We have arrived at a certain clarity in the last two years when we undertook an envisioning exercise about the future curriculum. We believe it's about striking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and school-based curriculum, between content and skills. This has been borne out in my recent participation at a roundtable in Melbourne on high-performing education systems in the world.

The next lap has to depend on teachers and school leaders in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curriculum. This requires deep conversations about intents and desired outcomes. It also requires that we build deep capacities - this through teachers taking ownership of their own learning. So it's encouraging to have your observations on the new entrants into the profession. The next lap has to do a lot with developing the soft skills in our students, through our teachers. There is an on-going review on both pre- and in-service teaching at MOE.

Best regards,

被

碎布拼凑，贴贴缝缝
成为毫不绚丽的万紫千红
但好歹总是一条被子
再薄，也能拥护幽灵过冬

历史阶段与国民思维

(此文刊登于今天的《联合早报》“新声带”。特此转载，以供友人阅览指教。)

年末将至的时候，人们总习惯性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这一年，游离于上海、新加坡和香港的我，体验着五味杂陈，既有发现新事物的雀跃，也有在思考问题时找不到立足点的不适。新、港、沪，作为三个南亚的经济枢纽，在政治与文化生态上却有着决然的差别，甚至是对立。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的大城市，与新、港两个小岛的差异，自然不必多言；即便是香港，在这个回归第十一年、改革开放第三十年的时刻，人民的思维、青年的自我意识、艺术的回旋空间、社会的自由风气，都发生着微妙的转变。表面上，我国开放言论空间，在各方面做出某种努力，为社会注入动感，似乎与香港有着相似性。但是，从本质上而言，新加坡与香港终归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归根结底，上海与香港，乘着“大国崛起”的巨浪，处在一个刚探出头却必须应对许多潜在问题的历史阶段。于是，虽然外界会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凝聚力已经瓦解，人民只重个人利益，但许多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总在追寻某种社会共同的价值依据。因此，即使为自己的就业问题担忧，大陆的大学生却始终有关注现实动向、悉心民生课题、从整体局面追寻一种“相互信任的集体性”（trusted collectivity）的自然倾向。个体的眼中，总有挥之不去的国家意识——一种力求造就正面集体主义的意愿（尽管在特殊情况下，有时难免论为极端民族主义）。

至于香港这个常被人誉为商业化成分过于浓郁的城市，随着四川地震、北京奥运、神七升空与美国金融危机后所凸显的新世界格局，意识到祖国的历史性崛起，人民的思维也在慢慢地发生某种迁移。不论是反对倾向中国的“民主派”人士，或是那些主张有多些“国民教育”的政治声音，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大陆上发生的一切，都逐渐成为港人的关注点。在这言论与权益相对自由的地方，即便是“一国两制”，但或是出于身份危机的反思，或是考量日后的城市与国际局势，港人也在逐步挣脱自己的狭隘视野，就算他们依然世故或市侩。

至于新加坡，说实在的，随着我们经济腾飞，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后，我们开始害怕问题的出现。于是，保守仍旧是我国的特性。许多国家所向往、甚至认为可欲不可求的政治效率，总是压倒一切的首要考量。油盐酱醋的民生问题，成为一个党执政的合法化工具，并且逐步占据人民的思维。安逸，是我们这代人所习惯的生活常态。暴风雨来临时，我们只需相信领导人，一切问题便仿佛迎刃而解。慢慢的，在对个人成就的追求中，似乎不必去在乎什么危机。民生问题、环视全局的职责，似乎通过“社会分工”全部划分到了政客那里。个人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历史使命”可言，而如果不是公务员或政府人员，就似乎不必去谈“梦想”，谈“集体”。至于那些过于“意识形态化”的什么“主义”，在政治话语所塑造的“政教”之下，更是有悖“理性意识”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当许多年轻人要求政府给予他们自由，例如言论空间时，也往往是为了满足个体应有的某种权利，却似乎并不懂得如何有效地去利用这种权利，更妄论以此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契机。

于是，许多新加坡年轻人似乎依然目光狭隘。放着国际局势不管，以为念了两年的“中国通识”课就能理解中国；或是觉得一辈子可以不用离开自己的国家，于是继续沉浸在政府为他们打造的安乐窝之中。而那些有志向、有能力的年轻人，则一方面慢慢地排斥成为一个社会或政府机制的“齿轮”，另一方面又鲜少从内心去体会集体身份的意义与重要性。于是，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当新加坡哪一天不再能提供舒适时，要这些才俊本着某种义务留下来捍卫祖国，将不会是件简单的事。

（作者是香港大学硕士研究生，电邮vocalxiong@gmail.com。）

Madagascar 2

Why can't it make me laugh?!

突发奇想：黑暗中的对话

S：

走在上海的夜空下，我突然想起，自己以前跟人总是喜欢在黑暗中表露自己的内心，总是在熄灯之后才谈最真挚的事情。

于是，顿时有种想法：如果有一部剧，是观众进入剧院，在黑暗中聆听两名演员的对话，到落幕时才逐渐有微微的光，那会是怎么样的感觉？

现代社会，敞开自己的心，让思绪涌出，其实也是人试图找寻本质，试图把意识或潜意识通过表述理论化的过程。于是，语言就是一种活动，甚至是比一般的行动更真挚、真实的action。于是，这有点像John Cage那首4：33——没有音乐交响曲。艺术类型的形式特征，实际上与试图找寻的本质有些对立，于是选择与这艺术特质背道而驰的方式，来开展自己。有些荒谬，但这是一种现代人二律背反、矛盾统一的艺术表现吧？

雄


雄，

如此的黑暗经历，对于许多人应该是十分熟悉的。黑暗当中，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身体，也看不到我们身体的界限。我们看不到对方，看不到对方聆听时候的表情。黑暗给了我们一种难得的安全感，一种无所不在的包容，因此我们才有了相互坦诚的勇气。你和人的真挚交谈，相信许多各像我们一样敏感的人也经历过。

你的这个突发奇想是有趣的，但是却有着剧场艺术的局限。首先，为什么你会着迷于黑暗呢?因为那一刻的黑暗，不单给了你勇气，也给了你一种难得的危机感。期待他的反应，这种感觉既刺激，又欲罢不能。再来，在你的黑暗当中，你是一个参与者，两人的对话，令你们的命运纠葛。这样的纠葛令你们有行走的耐性。

我们如果要做这样的剧场试验，我想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危机感和耐性。

如果我真做的话，我会让剧场里面没有舞台，观众全部坐在舞台上。演员就坐在观众当中，观众不知道谁是演员直到有人说话。观众也不知道到底有几个演员。可能是2个，3个或4个。再来，我觉得黑暗必须在剧情逻辑当中成立。是电梯停电，从来没有聊过天的邻居对话？是旅游巴士坠落山崖，两个陌生生还者的苟延残喘？是两个行房后，在床上发呆的夫妻呓语？黑暗和对话，都要有某种逻辑。

我的回应，

S


S：

很有启发的回应，像是有那么一回事。至于舞台设计应该如何处理，对话的逻辑如何与贯穿始终的剧场逻辑相结合，那是剧作家的你们特有的权利，哈哈。我只是觉得，黑暗与光明，沉默与对话，前进与停滞，耐性与浮躁，摊开胸怀与躲躲闪闪，总是具有某种特定的association and arrangement。而我们熟悉的经历，经过艺术加工后，是有力量让人体会存在之本质、时间之理性特质，以及现代人那"社会理性"和"个人理性"与"感性"之间的互动。这未必就不符合Aristotle的诗学理论，也具有某种把人赤裸裸剖开的能力。舞台，因为灯光，呈现了某种可见的现实，让人感受比现实更真实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存在，包含了许多方面，许多未曾被人发掘的方面。想想，如果将苏格拉底对话从文本被转化为舞台表现，便有了某种历史的再现，但却也是某种永恒不变的艺术性表现。我上次跟你说过，林奕华的文字给我的感觉不够sophisticated，便是因为他总是偏向生命表层，而不试图进入某种本质。也许，纠结于这点，容易产生像《如影随行》那般的晦涩或与舞台格格不入的哲学化倾向。但是，我总希望，有人能慢慢地往深层去探索。就是那种，你看了某部剧之后，会有种思想意识的"扎根感"（rootedness）。到今天，我依旧喜欢郭宝锟，便是因为他道出了一个新加坡政治背后的真理：政府的"按摩"与人民的"松弛"。于是，他的剧本，剧情可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但有种永恒不变的政治哲理，以某种隐喻或名言流传下来。不知你是否深入钻研过戏剧史？如果没有，希望你能这么做。记得我跟你提过，人总是忘了自己的"历史性"吗？那句话背后，除了指我们自身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还有人类在某个领域的发展状态。像我搞教育的，理解了新加坡华教史与政治生态，就能看清语言教育根底的政治幽灵。戏剧，也许也一样。看清了好剧本的共性，再思考当下的历史阶段，调配个人的艺术修养与驾驭能力，我想，你也未必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剧作家。这就是梦，一种始终不愿放弃、让人能在世俗之中保持清醒的执着与坚信。

我不懂戏剧，所以难免胡言乱语，见笑了。

雄

重游上海总结：记得要快乐

I was in Shanghai when the Mumbai bombs went off, and having just returned to HK today I could only catch the numerous Projectwhy blog posts I've missed over the past one week. As usual, I am touched. I felt warmth though my hands and feet are cold from the chilly weather. In the face of great upheaval, it is admirable being able to go beyond the grand narrative and fixing one's eyes on the pertinent details of daily life. Tears welled as I read about the plight of Radha's mother. I really want to help, but all I can offer now is the care of a fellow human being as I'm tied up financially having to put 4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through high school and saving up for my brother's tertiary education.

These days, I've really been thinking what I would choose to do after my scholarship bond ends. Till now I have always fixated my sights on Singapore's education system, and gradually taking on more responsibilities as I ascend the hierarchy of the civil service. However, there came moments when I decided perhaps with greater knowledge of education systems back home and in developed cities, I could try to do more for developing states. Therefore, when the time comes, I think I will take time off to work with UNICEF or UNESCO, or even just spend 6 months to a yr with an NGO like Project Why. Who knows, I could even just do up my PhD then as well, combining knowledge and realities. Most Singaporeans probably wouldn't consider such decisions, because members of a small nation-state are often risk-averse and narrow-sighted. I guess China and India changed me, allowed me to fathom the power of spiritual happiness and understand life as I never knew it.

This December is a season of great inspiration, as I began to break down many barriers of thought that have built up over the past months. It's time I took stock of them and begin drafting commentary articles.

X'mas is coming in less than 3 weeks' time. I pray less souls will have to starve and chill this season.

Prayers,
Xiong

重游上海4

重游异地，最容易感受的，就是某种人际之间的逐渐陌生。除了一些人依然如故，其他许多的朋友只能是如上海的天气一样，冰冰凉凉。但是，也许并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是某种对流泪的恐惧，以及深怕再次开启那孤单之时的无限渴望与怀想。于是，就情愿不要煽情的凄美，而留下那既有些做作亦不是真诚的欢声笑语。

这几天，找回了久违的思维火花，更坚定了那本已动摇的梦想。谈得越多，越是能看清自己。我终究是如此不寻常、不“平凡”，但与此同时，在许多方面，我却微妙地遇到许多与我境遇相近的朋友兄弟。

于是，生命是一条自己走的路，但我从不是孤身一人前行。

夜幕时分，眼前一排比我记忆中高出许多的常青树，层层红云覆盖三角形的上端。清晨，那里总是薄雾笼罩一片青翠中带暗黄、橘色中带胭脂红的梧桐树。万般转移中，神殿静静矗立，聆听着凉风的闺怨，拥抱着尘埃的频频亲吻。三个不严肃得很正经的兄弟，就这样，再次为友谊添上新的一小章。

在爷爷的照片中，我多大程度地看到自己，很难说；但是，当我背着他义无反顾的径直前行时，我却觉得自己很潇洒。也许，这背后隐藏着某种信念：你们永远都在身后望着我，直到我消失为止。

含着那久已不来访的真诚泪珠，说一声：谢谢你们，兄弟。一手紧握相册，一手抓紧范范，我会继续这样，心中回响着我们共同谱写的乐章，傻里傻气地径直往前走，永无休止。

重游上海3

思想激荡的一天。只有一句话可说：新加坡已经走到了关键的历史转折点，而我的想法也开始矛盾起来。不能去梳理，只能凭直觉前行。

与陈引驰老师进行朋友般的交流，谈他的过去，他的孩子，虽然因不涉及学术而显得有些平庸，但毕竟，这就是毕业生所享有的特殊待遇。

今天，为另一个孤单的灵魂伸出了自己的手；同时，也终于敞开了那封闭已久的门，卷入恶魔狂想曲之中。

累了，所以就此为止。文字越变越少，并非思维钝化，而是许多的东西，我已经不屑于一一记录。自己知道就知道了，写了别人反正也看不懂。继续做一个有胆量的固执者，在我的多重性格中坚定我所相信的一切，就够了。

晚安，各位。范范，上床！

重游上海2

我是只不断思考的老鼠

在甜甜圈中一直跑着跑着

却忘了张开嘴巴咬一口

填补我那空荡荡的胃。

终于，把这个月的“新声带”专栏稿写好了。我并不满意，但1400字的限制，又该如何承载那绵延不断、蔓藤盘绕的思绪？有些问题，自己懂了就好。有时，许多东西是不需要写出来的，因为文字——特别是中文字——在新加坡已经失去了它启蒙的意义。根本就没什么年轻人读它。

上海的冬季，久违了。重新走在泛黄的梧桐树下，被午间的阳光笼罩，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上海人那行色匆匆，熟悉此刻成为了某种亲昵与释怀。于是，便是会心的微笑。

相聚，总不过是把我们曾忘了珍惜的人与事，再次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回味它原本所蕴含的美。

到阳光青少年社工点找了旧日的同事。回想04年刚进大一时，这个组织也刚成立，于是共同成长。而时至今日，除了我的青春豆少了一些之外，仿佛什么都没变。但谁又知道彼此成长了多少？一个城市的社工业，标志着这个地方的福利与人文关怀程度。交谈之间，对上海市近来的一些动向，各区之间的博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突然有种明确的意识：原来，我真的已经是“半个中国人”。我活的，我想的，我认识的，已经不是外国人眼中的社会表象。好想好想把这一切写出来，但庞杂的意识加上各种因素的相互制衡，让表述成为困难。写出来的，总是晒干般的缺少水份。

下午，到光华楼上张金耀老师的《诗经》课。看到我时，他的表现并没有非常惊讶。不过，感觉他虽然依旧风趣，却逐渐少了往日的那种蓬勃活力。在《硕人》的讲解中，重温4年前学过的知识。知识点都是一样的，但比起04年每周早上8点爬起床听课的迷茫，此刻确实有“温故而知新”的感觉。

也许，对于整个上海，以及我所认识的人，我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温故而知新。

今天有些对不起景泰hyung。他离开的前一晚，我竟如此疲惫而打不起精神来。但反正彼此的挂念总是依旧，日后相信也会不断通电话，加上他本来宽宏大量，应该没事的。罗鑫做饭，很好吃。真的，大家都不在是曾经的那样。但是，有些事情是不变的。我在兄弟们眼里，总是要被照料、什么都不懂的娇儿，而我也享受这种感觉。他们在我眼里，也总是如此：那从无需过多言语就能意会的依赖与扶持。

期待周三晚的叙旧与聊天，尽管我不知它将会成为日后什么样的记忆。

此刻，思喜在我身后，静静读着《论语》。这两天下来，发觉我并不曾很深入地理解这个幼儿园就认识的朋友，但也发觉，他其实并没有那么难理解。也许，反倒是我那种不同于一般人的人生哲学，更叫人摸不着头脑。

不论如何，先睡了。晚安，各位。上床吧，范范！

重游上海

再次回到申城，仿佛这几个月的离别，从未存在；但硬件改变的步伐，却不由得自我欺骗。就连人，外表没什么变，但究竟内在有多少的玄机，也并不是我们可以一眼看出的。

在香港的这几个月，不能说讨厌那城市。毕竟，它也为我带来了或美好或孤寂或郁闷或释怀的记忆。但是，比起上海——这座我困在其中4年的“第二个家”，香港终究是个陌生的新朋友。火车进入内地时，知道吗，我心中有种难以言喻的兴奋。眼前的落后、不文明、朴素、污染、不雅、杂乱，正是这地方的美。外国人多会“憎恨”的一切，却是我所向往并珍惜的。突然，想起了张爱玲《烬余录》中刻画的那种“苍凉与世故”（李欧梵语）的交叉揉合。

老朋友，依然如故，却都已有定居。不论是孤家寡人，或是快组织家庭，那种慢慢有根扎下来的感觉，加上已经开始上班的现状，让人觉得时已过境已迁。人事或可留，但心已不同往日；性格或随境遇而悄悄转移，但友谊不变。兄弟终于能拿出钱包，请我吃饭，着实令人感动与欣慰，不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真的，仿佛昨天是第一次在今年见证自然的萧瑟。深橘色的枯叶，挂在干涸的骨架上，静静树立在冰凉冬天的黄金夕阳中，有种无法言表的解脱感。生命完结的季节中，人也终于卸下了什么，又开始了什么。这一切，都是在香港无法体会的。在那里，只有飘忽不定却始终挥之不去的浓雾……

缘分。。。GOAL!

As I trod on our footstep traces,
In my heart, I feel the smile on all your faces.

NIE团队踏上归途，我继续滞留香港，再次回到自己的小小世界中。

这次行程，结交到新朋友，认识了日后在教育界的同僚。在玩乐与校访之中，相互切磋，共同学习，一起成长。等待着大家将照片集结到一块儿，到时上传，再来回顾并细细咀嚼每一场相遇的梦幻……

慢慢发觉，我真的越来越“脱离草根”。也许，这是离开新加坡太久的关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也正是在国外浸淫一阵子之后，世界观人生观，才会出现改变，也才会与众不同，不论这种独特/独立性是正面或是负面。

此刻的我，并不觉得纠结，亦不惋惜惆怅。有的，只是想休息的欲望。在那之后，整理行装，准备到上海，在好友的陪伴下，回顾自复旦毕业以来5个月中的成长、矛盾、洞见与无知。

只是，这里先说这一句：对于我人生的支柱——教育，以及对于华语教学在新加坡的前景，我想，自己已开始重拾那曾静静动摇的纯真与信心。在一个大家族的团结中，没有老师是孤单的，而对于下一代，我们将共同承担起责任。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同僚之间的情感联系，将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先贤的继承，而我们也能因曾一起真挚地努力而问心无愧。至于谁是scholar谁是principal谁是classroom teacher，则不过是不留痕迹的过眼云烟。

游太平山顶

曾让我着迷的风景，
如今总是疲惫的驻停。
山 海 灯火，冉冉相映，
划过天际的行径，
舒卷旧日的孤逆。
冷风中，阵阵蝉鸣，
咆哮
那无声无息的痴情。

教训

钱穆曾向学生余英时说：

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


只不过，活着总是手握细沙，而我也注定做个不那么正常的平凡人。

南丫岛之旅

这几天，新加坡教育学院（NIE）的一批学员来香港考察，所以天天只睡3至5个小时，连看报纸的时间都没有，更妄谈写文章。不过有兄弟呱呱叫，所以还是写两句好，哈哈。

昨天（星期天）去了南丫岛。游客很多，却弥漫着少有的平静。远处山上一排排屋子，阵阵淡淡的咸意随微风飘来，就连坐在凳子上看两位朋友与小孩踢足球，都是一种享受。

后来到了海边，接着出发去吃海鲜，山路陡峭，但山脚就是片一望无际的大海，深蓝泛着闪闪金黄，远处一处橘红，仿佛阿波罗潜在水面下。

晚上回中环，在漆黑的大海中乘风破浪。近处白浪翻腾，远处方方正正的住宅，镶嵌着橘黄的万家灯火。久违的沉醉，深埋在记忆中的广阔胸襟，在一瞬间再次焕发，令我凝滞，心里却十足澎湃，难以平复。

年末将至，这几个月来在“小我”中折腾的我，此刻仿佛又释怀。

人生，就是如此……此中真意，唯有同行伙伴们能了。

有些人……

有些人，总是什么都不说，你却能够知道他们的心始终挂念着你；

有些人，总是什么都说，你却无法走进他们的心，他们也一样，被你挡在门外；

有些人，双唇像被缝起来般沉默，却始终把每段人际感情嵌入灵魂；

有些人，嘴边挂着会心领你曾付出的一切，却能轻易地淡忘感情，即使他们不断为自己辩解；

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去关怀别人，从成为他人的一部分中得到快乐，造就自己；

有些人，总是在赚着别人的关怀，倚仗朋友的数量来确立自己的存在价值，却只是像必须完成义务般地敷衍其他人；

现代人，已经不去思考友谊的哲学意义，因为一切显得太简单：无法弥合任何矛盾的时候，自己最重要就是了。

那些不利己的人，现代社会却赋予他们这样的称号：说好听的，叫“理想主义者”；说难听的，叫“白痴”。

如今，我终于明白尼采和海德格尔的痛苦。他们，一个成为了疯子，一个成了纳粹主义支持者，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的社会中，总有着那些人，长了翅膀想往上飞，却脱离不了地心引力。

也许，这就是灵与肉的矛盾。最后，人也只能去过他应该过的日子，并且麻痹自己，就算他如何的心不甘情不愿。

23岁多一点的我，能写出这种文字，证明我还幼稚，但也说明我还清醒。但庆幸，在那些我来说很重要的朋友之中，也有一些与我一样的人。

也许，就是这股傻劲，会让我们有改变事态的潜力也说不定？

清醒的人，需要把握一个“度”。只要不翻天覆地地重演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迷醉的人将总是活在清醒的人的手掌之中。因为，迷醉的人，就像一条狗。给他一根骨头，就算打他两棍，他也会对你摇尾巴，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第二根骨头。

当然，在这个理想化为权欲的过程中，清醒者也容易被催眠。所以，只能是慢慢去体会，何谓“出淤泥而不染”。

王者与霸者，从来都没有说自己放弃统治权，只不过是初衷的不同，手段的各异，以及是否能把臣民“按摩”得服服贴贴，让他们忘记何谓造反。也就是说，迷醉者都是清醒者存在的必要前提。

Like a frog in slowly boiling water

The omen: a message from the Maya

The Maya collapsed at the height of their power, sucked down into a quagmire of environmental decline, warfare, weak leadership and overpopulation. As the 21st century shudders in the wake of a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are there lessons to be learned?

Rory Carroll Nov 16, 2008 The ruins lie silent and abandoned in the heart of the jungle; blocks of stone surrendered to the vines, which twist and writhe over temples, plazas and pyramids. Weeds and forest creatures have colonised the inner sanctums; mahogany and cedar trees swallow what once were roads, blotting out the sun. This is Tikal, the ancient Mayan city of northern Guatemala. There was a time when tens of thousands lived here. The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 there are epic monuments, boastful inscriptions and even courts for playing ball games - embody boundless human confidence. Today the only voices are of murmuring tourists, interlopers in a domain of spider monkeys and jaguars. "The imagination reels. There are reliefs, pyramids, temples in the extinguished city. The ... sound of flapping wings trickle into the immense sea of silence," wrote Miguel Angel Asturias, a Nobel Prize-winning Guatemalan poet and novelist. Shortly after its apogee, around AD800, the Maya civilisation, the most advanced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ithered. Kingdoms fell, monuments were smashed and the great stone cities emptied. Tikal now stands as an eerie embodiment of a society gone wrong. How it came to pass is a question that has long fascinated scholars. Titles such as Ancient Maya: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ainforest Civilization fill faculty bookshelves. It has also provided fodder for literature and films, most recently Mel Gibson's Apocalypto (2006). There is a grim, irresistible appeal to this tale of Central American oblivion. Recent events have injected a jarring note into Mayan studies: a sense of anxiety, even foreboding. What if the fate of the Maya is to be our fate? What i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re harbingers of a system that is destined to warp, buckle and collapse? No one is suggesting that vines will start crawling up the concrete canyons of Wall Street, or that howler monkeys will chase pinstriped bankers through Manhattan. Mayan kings who botched up were ritually tortured and sacrificed with the aid of stingray spines to pierce the penis; an emphatic application of moral hazard. In our era, the only thing slashed is a bonus. There are, however, striking parallels between the Mayan fall and our era's convulsions. "We think we are different," says Jared Diamond, an American evolutionary biologist. "In fact ... all those powerful societies of the past thought they too were unique, right up to the moment of their collapse." The Maya, like us, were at the apex of their power when things began to unravel, he says. As stock markets zigzag into uncharted territory and ice-caps continue to melt, it is a view increasingly echoed by scholars and commentators. What, then, is the story of the Maya? And what lessons does it hold for us? According to Diamond's thesis, this: the ancients built a very clever and advanced society but were undone by their own success. Populations grew and stretched natural resources to breaking point. Political elites failed to resolve the escalating economic problems and the system collapsed. There was no need for an external cataclysm or a plague. What did it for the Maya was a slow-boiling environmental-driven crisis that its leaders failed to recognise and resolve until too late. "Because peak population, wealth,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waste production are accompanied by peak environmental impact - approaching the limit at which impact outstrips resources - we can now understand why declines of societies tend to follow swiftly on their peaks," wrote Diamond in a 2003 article, The Last Americans: Environmental Collaps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The idea is expanded in his book,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The link betwee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ess is clear, says Diamond. "When people are desperate and undernourished, they blame their government, which they see as responsible for failing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A visit to the jungle ruins in the Yucatan Peninsula, stretching from southern Mexico down to Guatemala, El Salvador, Honduras and Belize, is a humbling experience. There is sticky, sapping heat and squadrons of stinging mosquitoes. The Maya were not a homogenous empire like the Inca or Aztecs but a series of squabbling kingdoms. The first settlements have been dated back to 1800BC but what is known as the "classic" period started much later, around AD250. The final period - zenith and collapse between AD750 and AD900 - is known as the "terminal classic". Tikal, deep in the forest of Peten in northern Guatemala, was one of the Mayan capitals, a sprawling complex of limestone structures that was home to about 100,000 people. Kings doubled up as head priests and political leaders. There were acropolises with hieroglyphs and pyramids with flat roofs from which astronomers and mathematicians mapped the planets and calculated calendars. The Maya accomplished all this without pack animals - no cows, mules or horses to heave and push just human muscle. By AD750 there were several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the region, most of them farmers. Monuments and palaces became bigger and grander as kings and nobles competed for glory.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everything seemed to go pear-shaped. Archaeological records show that monument building stopped abruptly, as did the boastful inscriptions. There is evidence that palaces may have been burned. Most dramatically, the population vanished. Over a few generations numbers withered from millions to tens of thousands, maybe even just thousands. Most abandoned the cities and migrated north. The birth rates of those who stayed tumbled. (Mathematically, Russia's population decline is on a similar trajectory). By the time the Spaniards arrived in the 1500s, there was hardly anyone left. Today, lush vegetation has reclaimed Tikal, turning everything mossy and green, but the temples, the tallest pre-Columbine structures, rise high over the canopy. George Lucas used Tikal as the site for the rebel base in the first Star Wars film. To explain the mysterious collapse, scholars posit many causes; an invasion, or disease, or shifting trade routes, or a drought. There is wide agreement, however, that a leading cause was environmental pressure.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ecosystem was pushed to its limits," says Marcello Canuto, an anthropology professor at Yale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Lakes became silted and soils exhausted. Tilling and man-made reservoirs provided food and water but population growth outstripp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mplex and organised it may have been but Mayan society resembled a frog who stays in slowly boiling water, says Canuto. "Things were brewing within the system that were not picked up until too late." When the political elites did react they made things worse by offering greater sacrifices to the gods and plundering neighbours. "The kingdoms were interdependent and there was a ripple effect. They did not respond correctly to a crisis which, in hindsight, was as clear as day." The environmental trouble built up over centuries and was partly concealed by short-term fluctuations in rainfall patterns and harvest yields. But when the tipping point came, events moved quickly. "Their success was built on very thin ice. Kings were supposed to keep order and avoid chaos through rituals and sacrifice," says David Webster, author of The Fall of the Ancient Maya. "When manifestly they couldn't do it people lost confidence and the whole system of kingship fell apart." This brings us to modern parallels. Webster, a professor of archaeological anthropology at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has been waiting for the question. Pinned to his wall is an old clipping about the fall of the Enron Corporation in 2001. "That was the first tremor," he says. "You know, human beings are always surprised when things collapse just when they seem most successful. We look around and we think we're fat, we're clever, we're comfortable and we don't think we're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nasty. Hubris? No: ignorance." Some anthropologists hesitate to make direct link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societies, deeming it out of academic bounds. Not Webster. "In common with the Maya, we're not very rational in how we think about how the world works. They had their rituals and sacrifices. Magic, in other words. And we also believe in magic: that money and innovation can get us out of the inherent limits of our system, that the old rules don't apply to us." This is a modish view these days but it was considered cranky Luddism back during the 1980s stock-market boom and the 90s dotcom bubble. That was when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bestrode Wall Street, and Francis Fukuyama caught the triumphalist liberal economic zeitgeist with his book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That era, to borrow from Star Wars, feels a long time ago in a galaxy far, far away. Now Bear Stearns and Lehman Brothers are history and governments are taking over banks and propping up markets. If traders and their mumbo-jumbo about securitisation and derivatives resemble Mayan priests chanting in their temples then the developed world's political leaders are the hapless kings who egged them on rather than query the "magic". As chancellor,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Gordon Brown blessed the conjuring. "In budget after budget I want us to do even more to encourage the risk-takers," he said in 2004. Now the frailty is revealed and instead of Gordon Gekko's "greed is good" we are hearing Shelley's Ozymandias: "Nothing beside remains: round the decay/ Of that colossal wreck, boundless and bare/ The lone and level sands stretch far away." Canuto sees an unhappy precedent. The Mayan kings who allowed their era's crisis to spin out of control were unfit to remedy it, not least because they were invested in the broken system. "The ones who caused the crisis are the ones you don't want trying to resolve it." George W. Bush, by coincidence of timing, is on his way out but other G8 leaders are hanging on. Several commentators have argued that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but a squall compared with the ecological hurricane they say is coming. A European study estimates deforestation alone is causing a loss of natural capital worth between US$2 trillion and US$5 trillion annually. "The two crises have the same cause," wrote George Monbiot in Britain's Guardian newspaper earlier last month. "In both cases, those who exploit the resource have demanded impossible rates of return and invoked debts that can never be repaid. In both cases we denied the likely consequences." With ecology the stock from which all wealth grows, the financial and environmental crises feed each other, says Monbiot. If so, the Maya offer an ominous glimpse of what may lie in store. "Their population growth was like driving a car faster and faster until the engine blew up," says Webster. "Look at us. I'm 65. When I was born there were 2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now we're approaching 7 billion. That's extraordinary." Eventually pressure on scarce resources will overwhelm technology - and do for us as it did for the Maya. "The western conceit is that we can have it all - and call it progress," says Webster. "I'm glad I'm not 30 years old. I don't want to see what's coming in the next 40 to 50 years." Armageddon, like hemlines, is prone to changes in fashion. It has been on a roll with films such as 28 Days Later, I Am Legend and Blindness, which posit a world grimmer than anything Hobbes envisaged. Cormac McCarthy's post-apocalyptic novel, The Road, was hailed as an environmental fable. "By day the banished sun circles the Earth like a grieving mother with a lamp," he writes, before introducing baby-skewering cannibals. That too is being made into a film. Webster does not think things will get that bad. "Not like Mad Max," he says, managing to sound almost cheery. "But definitely unpleasant." The gloom may be misplaced. Reports of capitalism's death have been exaggerated before and it has stubbornly survived Karl Marx, the Great Depression, world wars and oil shocks. And in contrast to the Maya, it is possible our technology will prevail over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Malthusian doom8sayers have consistently underestimated the capacity of better irrigation, pesticides, new strains of crop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boost food yields. The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is slowing and human numbers are expected to peak at about 9.2 billion by 2050 before declining. That Asians are moving more and more to western-type diets and consumer baubles will strain resources, acknowledges The Economist. But don't worry: "There is no limit to human ingenuity." If the gloomy environmental prognosis is correct, and global warming is set to wreak major havoc, what are the chances we will respond better than the Maya? Electing Bush instead of Al Gore suggests limited wisdom in picking kings, and emasculating the Kyoto treaty was perhaps as sensible as burning corn harvests to appease the gods. When Republicans chant, "Drill, baby, drill" it is not much of a stretch to picture them, barefoot and in traditional huipil shirts, rooting for another sacrifice.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Barack Obama responds to the challenges. Nevertheless there are promising omens. Governments are beginning to assign monetary values to natural "assets" such as forests, a conceptual leap that could reinvent economics. The EU has set up a carbon-trading market to get industry to cu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e UN is pushing for a new climate treaty in which governments will pay tropical countries billions of dollars annually to leave their forests untouched. Ecuador has already requested US$350 million a year in exchange for leaving 1 billion barrels of oil beneath its Amazon floor. "I believe 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dominated by the concept of natural capital, just as the 20th was dominated by financial capital," says Achim Steiner, head of the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Even so, would that be enough? Civilisations rise - and collapse - for many different reasons. "If there is a simple lesson to be drawn from Central America's abandoned ruins, it i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control population growth," says Michael Coe, author of the seminal 1966 text, The Maya. "No civilisation lasts for ever. Most go for between 200 and 600 years." The Maya, Romans and Angkor of Cambodia lasted 600. "Western civilisation began with the Renaissance, so we're hitting 600 years," says Coe,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s on civilisation collapse. "The difference is we have a choice whether to let things get worse or fix them. That's what science is about. But it takes will on the part of those who govern and those who are being governed.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don't know if we have that." The Guardian News & Medi

小熊的名

兄弟说，买了一只小熊给我。小熊的胸口上，还绣了一只小小熊。要我为它们取名。

苦思冥想之后，我决定了，把那熊叫大范，他胸口的那只叫小范。

兄弟的名，简写为F。这阵子，为我带来安慰的另两位朋友，一位是A君，一位是N君。于是，加起来，就是FAN。用汉语拼音念，就是“范”。

当然，可以叫小梵、小帆、小贩、小烦等等等，但这些都“名不正”。小凡不错，毕竟要平凡其实最难。但是，“大凡”感觉怪怪的，仿佛“大凡世人皆会醉”那样，而且大凡google的话有很多条目，证明这是个普通的名字。兄弟的礼物，毕竟意义非凡。所以，还是以“范”为名。带有“模范”的意思，一则符合本公子“王子病”的性格，二则告诫自己，要以这段日子的心路历程与经验为“范”，为戒，从此不要再“犯”同样的糊涂病。

兄弟，怎么样？有没有像鲁迅解释阿Q名字的感觉？哈哈哈

There comes a time in life...

在众多把翅膀藏在衣袖里的天使中，寻觅到一个愿意分享他真实身份的。

本来也许需要独自在沉默中走完的这条路，出现一个旅伴，是何等的欣慰。

天使，并没有错；他们不过是害羞于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有的，因此而折翼；有的，则在躲躲藏藏中，一辈子戴着凡人的面具。

但愿那些终于能看清并接受自己的，最后都能回归天堂。

Karma

One of the greatest fallacies I've lived in the past months is trying to objectify my Self, seeking some form of transcendence from the heartfelt experiences of longing and at times, pain that thoughts and emotions I evoked have resulted in. It boils down to the issue of impermanence that all human beings have to deal with. We all hope to go beyond stages of uncertainty. We all hope for something that can account for our existence. At its largest, impermanence comes in the form of inevitable death. For that matter, we ask ourselves what the meaning of our lives is. At other phases of life, it could be a particular aim we seek to achieve: being "rich", having a "successful" career, having a family... But pitfalls await us if we are not careful. We can fall into the mistake of seeing that as the End, without realizing that life, and in fact every experience we go through, constitutes part of a PROCESS. We forget that even reaching what we set out to achieve is in itself just part of what goes on after that. In that string of thought, we may even go to the extent of trying to accelerate things to a state that we define as the most desirable, or deem as the Highest of possibilities.

I committed this mistake, in more ways than one. A recent friendship that came as a great surprise to me months ago could not develop normally because I was too eager to bring it beyond what was possible by present circumstances. Drawing on Buddha's notion of Karma (which can be translated into "acts" or "intention"), based on an agricultural form of growth, in all human experiences we first plant a seed, then we await the correct conditions for the seed to sprout, to grow and eventually bear fruit/ harvest. Too eager to see the fruits of a relationship, even to the extent of living in the illusion that a state of relationship can be persistently non-changing till both parties part this world, I tugged and pulled at the plant, drawing out part of its roots because of brute force. Now I see my mistake, and I want to remedy it. To do so, I can continue nurturing the hurt plant and hope it continues to survive. Yet I know that this baby will eventually become a tree that is deformed and unable to withstand strong winds. Suffering don't necessarily make us better or more resilient. At times, strength that manifest from the grown product may be underlined with many unseen cracks, deformities, flaws - which in all constitute a twisted personality. It is therefore my choice to pluck up the baby plant altogether. I killed it physically. But at the same time, remember that every action is part of a process. My wish is that I can sow a new seed, and lay this old plant in its soil so it becomes the fertilizer for the new plant. Like Karma, the "being" ceases to exist, but its effects will be felt in what follows after its demise.

This is life. As I passed a tree of pink frangipani I was surprised they still bloomed in autumn. However, the cold winds in the past few days must have taken a toll on their lives - some of them have began to shriver. One day all of them shall die, and the tree be bare. But they have bestowed me with their fragrance that opened my eyes to my own life. In this sense, you can say that every single word that you are reading now is part of the blossom's karma. The same logic goes behind the metaphor, "when I drink tea, I smile because I know I am drinking a piece of cloud".

Life is a process, and everything I've lived so far, including all the mistakes I've made, the hurt I've brought to some people, and this letter of confession and repentance are part of what is to come. Never again shall I be blinded by objectification and neglect the processional nature of life and living.

Hence, is there value in going through all I've gone through? Some may say it is all after all a result of my own doing and my heart's insatiable desires, and I have just wasted time. But if we believe that life is a circle, without start or end, going back to where we came from, at least I have not lived in vain neglecting the process. It is only when we come to question these basic assumptions and hypotheses others have conveniently relegated to "unthinkable", experiencing the ups and downs in realizing them - call it a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 if you wish - that true intellectual capacity is illuminated. Perhaps that is why even at the age of 4 the British Queen, when told not to eat too much of her birthday cake because it will give her a stomachache, replied, "The suffering is worth it."

I am now sharing this with you, because I have gone through a process you may or may not have experienced, and tried to capture it in words. If this has any effects on you, then you have become part of my Karma - and I hope you pass yours on.